2025 年 12 月，臺灣政府宣布對中國社群平台小紅書啟動管制措施，理由包括詐欺、資安風險及平台拒絕配合法遵，隨即引發從行政合法性、言論自由到資訊戰的激烈爭論。無獨有偶地，澳洲通過《社群媒體最低年齡門檻法案》，要求平台阻止 16 歲以下青少年使用。兩項政策都引發討論，亦有人擔憂管制可能演變成「封掉一個、再冒出另一個」的打地鼠遊戲。
現今，社群平台早已超越單純的「交朋友」工具，它是一個人們以「網路自我」為基礎，在其中生活、互動並建構意義的虛擬空間，這個虛擬空間跨越時空，在大量互動中累積出難以估計的行為數據，進而創造出龐大經濟價值，這正是 Shoshana Zuboff 所稱「監控資本主義」得以運作的基礎。
劍橋字典公布的 2025 年年度詞彙是「Parasocial」（準社交或擬社交），指的是一種單向、不對稱的情感連結。這反映了人們透過當代各種社群與影音平台，與網紅、名人，甚至 AI 聊天機器人之間，建立起具有情感意義的單向關係。這些關係一方面提供陪伴與連結，另一方面也伴隨著依賴、誤判與風險。這也讓使用者即使知道平台存在詐騙、隱私外洩等問題，仍會因與該網路空間之間已建立的情感連結，而難以抽身。各國政府早已意識到這個難以治理的數位世界，數位治理是當前的核心議題。
而管制的爭點自然也回到了監控資本家們面對監管時最常援引的辯護語言——「自由」。這些管制是否限制了小紅書使用者與澳洲青少年的自由？
在回應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先釐清一件事情：社群之所以存在，並不是因為某個工程師寫出了那個平台，而是因為有一群人選擇聚集在那裡。就像在臉書、推特出現之前，你家門口可能也有一棵樹，樹那麼多棵，卻只有那一棵成了鄉里泡茶聊天、交換消息的地方。樹本身或許有些條件上的優勢，但真正讓它成為公共空間的，始終是人們的聚集。當代的社群平台，其實就是那棵樹。
而人為什麼會選擇聚集在某個地方，本來就不是新鮮事。《社群媒體兩千年》提醒我們，人類早在網路出現之前，就已透過關係網絡交換資訊、建立連結；在媒體的漫長歷史中，說話者與聽眾之間的界線原本就並不清晰，倒是報紙與電視這類發布管道集中、資金密集的媒體，才是歷史中的特例。社群媒體在初期所呈現的狀態，更接近人類熟悉的公共討論形式——每個人都能說話，也能看見彼此。也正因如此，我們曾對社群媒體抱持某種期待，相較於過去公共空間往往由特定階級與性別所主導，社群平台看似提供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場域，只要擁有一支手機或一台電腦，人們便有機會被看見、被回應，並在其中尋找連結與位置。
然而，當我們將目光轉向小紅書管制爭議，其中討論時常聚焦在小紅書的主要使用者群體之一：年輕女性。除了旅遊、美妝穿搭等日常生活用途，也不乏使用者回應，自己對性別議題的理解乃至於女性主義的啟蒙，都透過小紅書上的內容逐步形成。
與其問為什麼這些年輕女性愛用小紅書，或是小紅書是否「有必要」，許多人更想追問的是：一款由中國企業經營、透過演算法推播內容的社群平台，究竟如何成為年輕女性獲得友善討論空間與性別意識啟蒙的所在？
而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是：是否原本我們所習慣的公共空間，早已難以容納這些討論，以及參與這些討論的人？
在本次論戰中有使用者提到，她在小紅書發照片時，幾乎都是誇獎與支持；但在 Threads 等平台，卻出現大量評論外貌、甚至近乎言語性騷擾的留言。這樣的對照，並非單一個案，而是許多女性在不同社群平台上反覆經驗到的差異。
即使我們知道這種「友善」可能是威權國家與平台公司透過演算法與內容管理「做」出來的結果，它仍然會被選擇；而它之所以能被選擇，反而更清楚地說明了一件事：在主流公共空間中，對女性友善的討論空間是何其稀少，又何其重要——重要到足以讓人承擔風險，也要前往使用。
讓我們回到促使澳洲政界在數位治理上採取青少年使用者禁令的關鍵暢銷書，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所撰寫的《失控的焦慮世代》中提到，對於青少年與孩童的過度保護在實體社會中普遍存在，但在虛擬社會卻是保護不足，這兩個趨勢是導致一九九五年之後出生的孩子成為焦慮世代的主因。書中也指出許多孩童與青少年長時間待在缺乏管制的網路世界所帶來的心理與社會問題；但同時也提醒，根源不只在平台公司，也包含社會結構的轉變。
社會學家羅伯特．普特南在其著作《階級世代》中提到，從 1980 年代開始，不分階級的父母都逐漸走向緊迫盯人的教養方式：中高收入家庭可能因升學主義興起，加上「虎媽教育」的蓬勃發展，而走向規劃栽培；收入較差的家庭雖仍偏向自然成長，但在整體論述上也往往被導向「管制更好」的想像，只是礙於資源與時間，難以與中上階層家長比擬，便更常轉向以紀律與服從為主。再加上《失控的焦慮世代》提到的其他結構性因素，例如都市空間設計以汽車為主、社會凝聚力下降、有線電視重複播放讓家長害怕的新聞等等，更重要的是，當代成年人團結互助精神的崩解，使孩子不再被視為「整個社群的孩子」，大家也不再有互相照顧、看護的責任義務。鄰里中的成年人不再是友善的鄰居、關注街道的眼睛，而被想像成危險可怕的陌生人，孩童與青少年在實體公共空間中越來越難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長期研究社群議題的達娜．博依德在《鍵盤參與時代來了》中也指出，許多青少年受訪者提到，即使他們更喜歡面對面的社交方式，也往往辦不到——不是受到家長控管無法出門，就是即使出門後，公共空間與商業空間也對青少年與孩童並不友善。而這個狀況在貧窮家庭的孩子與年輕女性身上尤為明顯：前者更少資源能前往實體公共空間或使用需要付費的商業空間，後者則因實體空間的暴力與性暴力威脅，更被限制行動的自由。
然而，回到一開始的爭點，讓孩童與青少年自由地選擇社群平台就夠獲得「自由」嗎？
這問題要從兩個層面來看：
首先，從上段中我們已經知道，青少年的社交生活轉向社群網站並不能被簡化為平台選擇，而是各種不同社會結構交會的結果；其次，研究也顯示被認為最能夠從社群媒體獲益的族群，多數是在主流社會中較不被看見或重視的群體，例如年輕女性、LGBT+ 青少年、黑人或拉美裔青少年等，他們同時最容易在平台上發生不愉快的體驗，例如年輕女性受容易被演算法推播容貌焦慮的內容，LGBT+ 青少年面對被迫出櫃的威脅等，而他們卻有更少資源面對這些實體空間跟網路空間的雙重挑戰。
另一方面，在社群網站中的人際連帶並不是沒有風險，而是因為關係很好建立、很好退出，很輕鬆；相較於面對面的互動，社群關係更容易切斷，也更不需要顧慮他人的感受，因此能有效降低不舒服的可能性。然而，如果這成為我們唯一熟悉的連結方式，也可能讓我們逐漸失去承受心理不適與生活不便的能力。就如同許多人提到自己「必須」使用小紅書來查詢旅遊資訊，仰賴平台整理好的懶人包，但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不依賴這種高度代管資訊的能力，只是那意味著多花時間、多一點嘗試，也多承受一些不確定與挫折。正如社會與家庭應該允許仍在成長中的個體有失敗、受傷與不順利的可能，唯有如此，韌性才會在經驗中被培養出來。
培養韌性，正是我們得以確立年輕女性、孩童與青少年，能夠自由地參與公共空間的重要前提。
首先是政策層面。我們必須期待更全面、且能夠整合進現實生活的數位治理，而不是將數位世界單獨問題化。唯有把它放回我們的生活世界中，才能真正看見結構性的問題——例如，孩童與青少年缺乏實體公共空間、女性在實體空間中長期面對的性騷擾與暴力威脅，以及社群空間中長期缺乏有效管理的狀況，都應該被放在同一個框架下，一併檢視與回應。
其次，是文化層面，也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也必須參與的部分。普特南在《階級世代》中指出，回應當代孩童與青少年機會不平等的關鍵，在於重新建立「我們的孩子」的社群主義傳統——讓照顧與責任不再只落在家庭或個人身上，而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義務。回到社群，當我們因為年輕女性是透過小紅書接觸性別意識或女性主義，就急著去分類、評價，區分成「好」或「壞」的女性主義時，其實不是在理解她們的處境，而是在宣告誰才有資格解釋什麼是女性主義、誰只能被評分。這樣的做法，往往把她們當成用來進行階級劃界的工具，而不是對話的主體。
當然，我們不可能、也無須把所有年輕女性都視為「我們的孩子」，但我們應該抱持相同的責任感。特別是在當代，我們所有人同時都是社群網站內容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是時候也該正視並承受這種來自彼此的「不舒服」——放下劃界，承認差異，持續將年輕世代視為我們共同的責任，並嘗試回到實體世界中建立連結與理解，從而培養出能夠面對實體與數位世界各種資訊與風險的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