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一股焦慮滋長在曾文珍心裡。她正在拍攝的紀錄片《逃跑的人》，主題是在臺無證移工（失聯移工）的故事。她擔心，這些移工若哪一天突然被警察逮捕，片子可能沒辦法繼續拍下去。
這部片的另一個現實問題是——如果要對外發表，必須等待片中的無證移工們全部出境，否則他們都會遭到罰鍰與遣返。因此拍攝進行到第四年，曾文珍將製作暫緩了一段時間。當時東南亞主題書店「燦爛時光」的廖雲章、張正建議她，不妨試試拍攝臺北車站的印尼移工們。
臺北車站寬廣、黑白方格的大廳，近十多年來成為印尼移工們休憩聚會的場所。每週，燦爛時光都會在大廳擺設「地板圖書館」，提供東南亞書籍的借閱與交流。來到大廳，曾文珍也席地而坐，認識了在此分享書籍的印尼移工 Dwi Tantri，同時主動接觸其他同樣從事看護工作的印尼女性。過去的經驗告訴她，女性之間總是容易交朋友，而且比起營造業、漁工、廠工等職業，居家看護更方便她進行田調工作。
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雖然是自己國家的首都車站，但在這座大廳的印尼社群裡，曾文珍似乎才是到訪的客人，還有許多事情是她陌生不了解的。
只剩下看護的身分
起初，北車大廳只是再尋常不過的售票和服務中心，每逢連假便擠滿排隊人潮，還有不少民眾會提著睡袋提前來卡位。後來售票窗口移除，留下大片空地，有一說是 2012 年的開齋節結束，許多休假的印尼穆斯林便接著往北車大廳移動，這裡才逐漸成為印尼移工們聚會的場所。
除了車站大廳之外，北車附近還有一條俗稱「印尼街」的街區、以及位於地下街的 Y 區，都匯集許多印尼商店、小吃店，是許多在臺印尼人閒暇時的去處。至於其他在臺灣的移工族群，曾文珍觀察到，菲律賓移工因信仰關係，主要聚集於中山北路的聖多福天主堂；過去她因為拍攝《逃跑的人》經常接觸越南移工，卻沒看過他們有類似印尼移工這樣群聚的習慣。
在 2.84 億的印尼人口中，約有 87% 信仰伊斯蘭教。曾文珍認為，「宗教」可能多少影響了印尼移工的性格。以她在《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認識的四位印尼移工為例，她們在面對勞權議題時，雖然也有無奈、困惑、哀傷等情緒，但同時保持正向與樂觀。而這些被攝者，某種程度形塑了這部紀錄片的調性。
相較之下，在《逃跑的人》曾文珍有明確的「無證移工」議題希望處理。片中，兩位越南移工到了臺灣明明是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卻因為雇主或仲介公司的欺壓，只能在異鄉躲藏、奔逃，甚至觸及傷害、死亡、親屬的悲慟⋯⋯「拍攝到了後期，我看到很多這樣的東西，自己都覺得很沉重。」曾文珍思考，「沉重」是現實情景，卻不一定能達成與大眾對話的目的，「所以在拍《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我有刻意調整成一種觀眾會比較接受的觀影經驗，你會看到她們很活潑、開心，但還是會感受到某種『很深的東西』存在。」
《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呈現橫跨 20 至 50 歲、四位女性印尼看護在臺灣的生活，當中有她們從事看護工作的模樣，也有與被照顧者深刻的情感連結。如 Umi Sugiharti 照顧的孩童，由於平時父母都在工作、陪伴她最多的是 Umi，會喊與她最親近的 Umi「媽媽」——Umi 在決定返回印尼後，好幾次都流下不捨的眼淚。但同時，曾文珍並不遮掩部分移工所遭受的不當對待，如 Pindy 便曾遇到雇主試圖侵犯她。
曾文珍更積極捕捉許多她們工作之外的時刻。私底下，Umi 喜歡唱歌跳舞，或寫詩記錄生活；Pindy 是捏麵人藝術家，透過來自異鄉的民間藝術，表達自己對家鄉的情感和內在世界；年紀最輕的 Yusni 著迷蘇打綠，在筆記本抄下許多字跡工整的歌詞；至於年紀最長、曾文珍最早先認識的 Dwi Tantri，因為協助印尼移工解決疑難雜症、適應在臺灣的生活，大家都稱呼她「Bunda（媽媽）」。
「我看到很多這些才華洋溢的人，來到臺灣可能就會被抹煞掉其他存在的面向，只剩下『看護』的身分。」曾文珍說，印尼移工的社群，很常在假日舉辦類似 Fashion Show 的活動，她們都會在舞台上盡情展現自己的才華，「好像只有在禮拜天、或北車這個地方，她才真的是才華洋溢、很美麗的女人。」相較起來，對於大部分臺灣人來說，「做自己」幾乎是一件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印尼比較大，臺灣比較小
在臺灣討論移工社群時，仍然最常關注勞資面向，但曾文珍發現「心靈、心理」是同等重要、卻經常被大眾忽略的問題。
喜歡蘇打綠的 Yusni，生命中第一次經歷人的死亡就是前雇主奶奶。在與 Yusni 的相處時間裡，曾文珍感受到她在新雇主家時走不出憂鬱情緒。這即是許多外籍看護在臺灣不被看見的困境——雇主去世，他們可能立刻會被轉介到下個雇主家去，中間幾乎沒有時間能稍作休息、沉澱心中哀傷。
曾文珍的影像與敘事技巧細膩，卻不留痕跡，讓四位人物的真摯情感自然流露，她也希望觀眾能暫時卸下國籍、語言、文化的標籤，以「情感」去同理一位在異地工作的勞動者處境。在今（2026）年 3 月，《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在香港播映，一些年輕人在片中看到 Umi 與孩子的互動，在線上與曾文珍分享，他們小時候也是被這些「工人姐姐」照顧長大的，「年紀大一點再回頭看，他們才理解當時身邊原來有這樣一個來自國外的姐姐、或阿姨在照顧他們，讓自己好好成長。他們很感謝曾經有這些人的存在。」
如今，除了 Pindy 依然在臺灣唸書，片中的其他印尼移工最後都返回了家鄉生活。有人協助當選里長的丈夫，有人在臺商公司當上班族。到了影片後段，曾文珍也親自踏上有臺灣 52 倍大的印尼土地，拜訪一位移工朋友安娜的家。
那是一座位於中爪哇的村落，村落街道隨處可見小巧簡單的雜貨店。許多印尼人在外賺了錢，會回家鄉開一間這樣的小店營生。家家戶戶外面，都還有一片整潔的地板，人們隨興地坐在上面，和鄰居或朋友聊天休息。曾文珍才發現，坐在北車大廳對印尼人來說是多麼自然的一件事情。
在臺灣的都市生活中，「個人」與「公共空間」的劃分相對清楚，但印尼的部分社群空間卻更柔軟、有流動性。比如印尼社會經常提及的概念「Gotong Royong（可理解為「互助合作」），便可作為印尼人對於社群生活想像的某種參照。到了印尼拜訪安娜和其他朋友時，曾文珍也常被邀請坐進他們的地板或客廳裡，「不會覺得我是一個外人，這是去到那邊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我感覺自己是被接納的。」
安娜的鄰居 Rina 看見曾文珍很開心。她曾經在臺灣工作過，於是和曾文珍聊了很多話題，一個疑問最後放在了紀錄片的結尾：「臺灣比較小，印尼比較大，那為什麼印尼人都要去臺灣？為什麼臺灣的薪水比較多？在印尼好像很難（賺錢）？有時候我會想為什麼⋯⋯為什麼？」
在那個當下，曾文珍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如果可以，誰不希望留在家鄉工作？而當臺灣如今缺工、少子化，成為需仰賴外來勞動力輸入的國家，曾文珍便希望能藉由自己的鏡頭，讓臺灣社會多去思考自己與移工之間的關係。
「後來看這些片子，我有一種想法是：還好我有把他們拍攝下來。」曾文珍說，「不然這些移工來來去去，這麼大的一個群體在臺灣，我們都沒有看見他們存在、都沒有多看他們一眼。」
臺北車站人影行色匆匆。車站大廳有一座大時鐘，曾文珍經常坐在這座時鐘下和移工朋友們聊天。但每次到了四、五點，那些朋友又會陸續離開。被留下的曾文珍總感到很失落。對於那些離開車站的臺灣人來說，回家是休息；但對許多印尼移工而言，「回家」代表的可能是看護工作的開始。
看著那座時鐘，曾文珍覺得好像《灰姑娘》的童話故事，「時間一到要趕快回去，不然就要變回原形了。」只是放眼北車大廳，卻沒有任何一只遺落的玻璃舞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