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於 2023 年 3 月前往中國探親與辦理註銷中國戶籍程序時，徹底失聯。一個月後，國台辦證實，富察以「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而被上海市國家安全局刑事拘留，2025 年 3 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富察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 3 年、剝奪政治權利 1 年。
富察被失蹤前，在台灣文化界十分活躍，他鮮明的形象與任職的出版社畫上等號，富察在台灣引入獨特視角的中國觀察書系、新清史書系等等，出版過諸多「真實的中國史」書籍，成為台灣出版業界重要的存在。
富察出生於遼寧、具有滿族血統，而後與台灣人結婚、移居台灣逾 15 年。僅是因前往中國註銷戶籍，即被逮捕服刑。這起案例驚動了台灣藝文產業所有關懷兩岸發展的人，自兩岸開放以來，以學者為首，諸多藝文產業工作者，皆曾受邀前往中國進行文化交流。而當能交流的思想跟隨台海情勢愈趨緊張，這些人也逐漸改變對文化交流的態度。〈從標案到編輯檯的自我審查鏈——當「中國」在「台灣」裡面〉報導為《文化戰線上的台灣》下篇，完整系列請參考〈刪掉台灣，拿掉國家——當文化統戰的手深入藝文媒體〉。
在下列採訪內容中，除劉俊裕教授以本名接受訪問外，其餘受訪者均採用化名，以保障其隱私及工作相關權益。
兩岸文化交流，交流的是什麼？
自 1987 年兩岸交流開始，中共即制定一系列法規來規範對台文化交流的行為，並禁止任何反共或宣揚台獨的活動。中共領導人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講話時提到，兩岸文化交流對推動統一有重要作用，如 1995 年江澤民的「八項主張」、 2002 年錢其琛的「江八點」皆是強調中華兒女文化相繫、兩岸血脈相連的統一觀。
特別是 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灣推動本土化政策，包含教育方面的史地教材本土化、教學語言本土化，文化政策上的拼音通用化、文學戲劇鄉土化與國史研究台灣化等措施。此舉在中國政府眼中是為台獨行為，因此更加強中華文化與兩岸文化交流，投入與動員更多資源。
在台灣與中國的交流間，媒體業者經常收到「文化交流活動」邀請，通常中國的合作方會邀請台灣人前往中國，閉門討論「兩岸」間的文化，不僅是文化領域，在媒體、學界，都有相同的情況發生。劉俊裕說：「這就是文化上的戰爭，這樣的文化交流，也是一種認知上的操作，無論是媒體、學界，你可能不會很容易被洗腦，但是你會覺得他們談的文化，很親近，因為溯源起來，兩地文化有很多相近性，人通常都是在沒有意識的狀態下被影響。」
這種「文化交流活動」舉凡文學、音樂、劇場、藝術繪畫⋯⋯，在藝文產業內的文字工作者舒恩分享自己受邀去香港工作的經驗：
「那是去年的時候（2024），當時香港校方給我一些申請表，要我填寫，送出去以後，我就申請工作簽，結果被退回來。時我收到一份資料，那是幾張 A4 紙，上面有很多我的臉書截圖，是有關我轉發反送中跟雨傘革命的貼文，包括我按了什麼讚，資料其實就是說，香港國安局查到我有『紀錄』。當時我問我香港的朋友，他們說，他們已經很習慣這些事，這就是國安局在做的事。」
當時，舒恩與校方開了一場線上會議，「我跟對方說，我工作簽被退，如果我去的話，我是可以用旅遊簽，但你們可以保障我的人身安全嗎？你會發現，他們不會正面回答你關於任何『人身安全』事，他們就開始顧左右而言他，他們會說：『老師，我們不能回答你，請老師自己決定，我們都配合你。』這你會很強烈的感覺到，這場視訊是被監聽的，他不能講任何話。後來香港朋友跟我說，對方其實是希望你不要去，但他不能講出這句話。」
舒恩自此成了有紀錄的人。聽聞過許多圈子裡的人「被關小房間」的經驗，他自此再也不敢參加香港與中國邀請的實體活動。
編輯光男談及自己去做「文化交流」的經驗，身為組織裡的主管，他常被交派任務帶著台灣藝術家去參加中國藝文組織舉辦的「兩岸交流營隊」：「你知道的，就是那種會拉布條的活動，每年都會舉辦。中國的刊物都是官方的，官方出錢讓他們做活動，來搞文化交流，就是在展示『兩岸一家親』。」光男觀察近年越來越多青年創作者表明立場，不參加中國官方任何活動。「今年情勢比較緊張，我就不太敢去，我勸上級停辦今年的活動，我也有點擔心同行創作者的安全，尤其是發生『富察事件』後，我們都很小心⋯⋯」當藝術家、策展人參與這樣的活動，很難不落入這樣精心編排的文化統戰儀式。
「你看那些活動會有點好笑，就像在空談藝術，我們不可以談到任何政治因素、不能談本土化。並不是完全為了我們的人身安全，而是為了對方工作人員的安全，我們畢竟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活動裡，現場總是會有審查人員觀察活動的進行狀況。
然而，除了這些監控的毛骨悚然，編輯光男並不特別排斥與中國合作：「我必須說，這些窗口人都很好，我並不會跟他們有強烈的敵對意識，只是因為政治因素，使得我們無法正常合作。以創作的本質，我認為與任何國家交流都是好的，因為創作本來就是自由的。」但前提，還得需要是國與國之間的對等交流。至於，中國刊物或藝文媒體為何年復一年地舉辦文化交流活動？
對他們來說，就像是一種業績吧，有點意味著，透過文化交流，把台灣人帶過去，兩岸一家親。
多數編輯認為，「賴清德執政後」中國與台灣緊張的文化關係愈趨搬上檯面。中國除武力犯台，也更加在原本的兩岸交流活動上施加壓力。
台灣作家中部分抗中意識高漲，舒恩分享出版業界的情況：「我碰過很多作家，會明確說，如果你們案子的資金跟中國有任何關係，我就不會供稿給該案，中國那邊的編輯其實也會很傷心，因為他們也會欣賞好的台灣作家⋯⋯不過也確實，中國的改稿狀況是嚴重的，就如大家所知，同性戀、政治、情色裸露都不能寫。這對台灣作家來說是不可能接受的。」
舒恩自認從「香港國安局調查臉書事件後」，他對自己的公開發言更加謹慎，一方面，他本為社群意見領袖，一方面，身為主管階層，言論也代表著公司：「我們公司還是和中國市場有往來，需要有人去那邊出差，但因為我有紀錄了，每次都必須拒絕，可能也給公司帶來困擾。」有了紀錄，不是乾乾淨淨的一張白紙，儘管身在台灣，極權政治的脅迫感仍洶湧而來。
作為長期處理文化題材的編輯，里歐認為，台灣與中國的政治情勢，也在影響台灣人閱讀中國作品的意願，雖然他不樂見台灣人連吸取作品養分都被政治影響，但也認為，若國家有存亡危機，可放棄中國流行文化的汲取，畢竟，世界這麼大，還有許多好作品可以拓展藝文的層次與涵養，「就好像抗中保台，如果沒有人來侵犯我們的民主體制，沒有人想抗中、或排除中華文化，台灣人因為主權議題無法自然地吸收所有文化，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然而，有過多次文化交流領隊經驗的編輯光南，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其實也都心知肚明，甚至多少會羨慕台灣文化與創作的自由：「中國年輕人，都知道，大家書都唸得多，知識份子會不知道黨在幹嘛嗎⋯⋯以前氣氛還沒那麼緊張，實體活動的小聚會，他們還會諷刺自己的政府，像我們討論中會設計一些投票活動，他們會說很喜歡這個設計，『我們沒有投票自由。』在台灣這麼自然的一件事，對他們來說，居然還能公開透明地投票，太不可思議。」
編輯小安曾經歷過幾次媒體交流活動，「我當時待的媒體，怎麼說呢，比起說他們太有政治立場，應該說他們缺乏政治意識。很多新創都是這樣，哪裡有錢往哪去，大家急著活下來。我身邊很多朋友、數位產業裡的媒體人，都去過這種活動。他們藉由媒體交流營，給你（企業）錢，在演講中傳播統一思想。我看過主辦方提供的『文化交流基金』申請表格，要求申請者承認『一個中國原則』，這就是將文化資源與政治立場綁定⋯⋯」
小安說，令他震驚的是，當時在一線城市，以為好歹是國際性的城市，走在路上，卻有許多牆面被噴漆寫著「文化和諧」「善良整潔」「愛國」「和平」等字眼，「轉頭過去有一間書店，就剛好有人在門口，直接脫了褲子蹲在地上，上廁所解放。」
30 歲的是張雅婷是台灣一家知名文藝雜誌的編輯，三年前受邀參加在北京舉辦的「兩岸文化交流論壇」，初次走進北京的 798 藝術區，她感受到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氛圍——創意時髦的藝術活力中似乎隱藏著某種官方的規範與秩序。論壇開幕式上，主辦方的致詞充滿了「兩岸一家親」的語調，強調文化融合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晚上張雅婷和一位透過朋友介紹認識的北京獨立策展人，在鼓樓附近的胡同小酒館裡喝酒，那場對話反而更像真正的「交流」。他喝了幾杯後，壓低聲音說：「雅婷，你們在論壇上聽到的，都是『樣板房』。真正的創作，那些碰觸到神經的，都在地下，在我們這些人的公寓裡。我們羨慕你們的自由，不是說什麼都能寫的自由，而是『不用想能不能寫』的自由。」兩人暢談到深夜，聊到台灣某些議題會面臨的「市場審查」和「人情壓力」，他苦笑著說：「你們那是選擇題，我們這是是非題，有時連題目都看不到。」
張雅婷對此行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家書店極隱密的角落裡發現了一些台灣出版的書籍，但價格比台灣貴了近三倍。書店老闆告訴她，台灣的書很受歡迎，「因為繁體字看起來更有文化味」。
「中國」在「台灣」裡面
劉俊裕進一步解構認知作戰下「文化統戰」的危險與未知：「我們今天談『兩岸』之間的關係 ，跟談『台灣跟中國』之間的文化關係，是有差異的。政治與軍事上，兩者很容易站在對抗面，以文化來說，我們卻很難切割。」
「很少台灣人，或是說台派的人，會願意承認：中國在我們裡面。」不是在外面，或者對面。
劉俊裕說明，除大量的中國移民成為「台灣人」，兩岸間有大量婚嫁關係、旅遊觀光，「台灣本來就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家，當中國人帶著中國的想法，透過交流傳播思想，這也深深影響著兩者的文化很難分離。」最根本的其實是：「我們使用的字、詞彙，佛教道教儒家等民間信仰，京劇、歌仔戲等庶民娛樂，都是中國來的。但是視野拉大一點來看，台灣大概也不會否認，西方的思潮在我們裡面。」
當然，也會有些狀況，是中國汲取台灣的本土藝術，帶進中國後，重新包裝為「中華文化產物」。例如，中共福建省委都曾以「南島語族起源於福建」這段不存在的歷史，將台灣原住民視為炎黃子孫下的系譜。
作為一個台灣人，特別的是：「民主、自由、人權價值在你裡面，中國的文化，也在你裡面。」而台灣是一個受過殖民、多元族群的國家，我們不會否認那些文化痕跡在我們裡面，但卻難以承認，中國文化也在台灣裡面。
「如果你無法處理你內在的中國，你就無法對抗它，」或者轉化它。劉俊裕說。
結構主義，說的是：你的思考與行為都是被語言框限住的，如果台灣與中國讀同一種語言，我們會有相近的文化脈絡，能不能挑戰那個結構，將是台灣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追尋。即使文化相近，語言框架相近，但價值系統仍是不一樣的，你要去辨識什麼是在民主國家可以發生的，而中國共產體制卻沒有辦法的。
他認為誠實面對台灣跟中國文化的文化相近，打開文化疆界，才能辨識其細微差異。
曾在台灣歷史與文化刊物擔任主編的編輯琳恩告訴我們，自己喜愛台灣美術史，同時也喜愛漢服，因此在刊物中，爬梳過許多不同文化脈絡的美學題目：「我做過原住民服飾研究、也做過漢服研究，身為一個編輯，我不會特意排擠任何文化，我會覺得，這些文化痕跡發生在這片土地很正常，我早期還會蒐集漢服。」當「愛用國貨」成為琳恩同溫層裡的顯學，他也逐漸不敢表露自己對漢服的喜好，「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很怪，群眾容易經由媒體塑造一種好的品味，比如說人們會⋯⋯去看奈良美智展就要打卡一下。」他認為奈良美智固然是出彩的藝術家，只是，在扁平的大眾藝文媒體操作下，那些一致訊息的篩選規則是什麼？又有什麼是被淘汰與隱藏的？如何跳脫扁平時代，建立自己的思辨、審美與品味，將是下一代編輯與讀者的共同功課。
琳恩今年前往「漢聲五十五：本來．未來」展覽，復刻兒時《漢聲小百科》的回憶，「即使知道《漢聲中國童話》是來自中國的產物，但我可以理解我跟那個文化的距離跟界線，並且欣賞它。」欣賞中華文化同時，也知道自己的根源，「我爺爺是外省人，奶奶是泰雅族，台灣本來就是多元族群、血脈縱橫的島嶼，我們應該欣賞自己身上的文化特殊性，我研究眷村文化，同樣也在挖掘原住民的工藝史料，這並不衝突。」去理解那些文化的歧異與獨特，這也是為什麼，琳恩喜愛做田野與歷史的探勘，重新透過編輯內容，建置台灣美學的史料。
劉俊裕認為：「當我們說本土文化、本土文學、本土語彙，都不一定可以撐起台灣主體性，台灣才正要走向自己的路，你真的要說國家主權，也是 1945 年開始而已，期間有大量的時間，台灣在戒嚴時期。」從歷史的角度談，台灣人正在建置自己視角的美術史、地理史，或者從文化建置的角度，台灣文化主體，才剛剛上路。
「文化談的是，人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先從台灣分歧的內部去處理台灣認同是什麼，或許每個人有各自解答，但那也沒關係，至少要開始理解與對話。」劉俊裕認為，這將成為台灣藝文媒體的挑戰，「媒體要處理的問題更細膩，更需要選擇，你的選擇與你的讀者會反映出市場，市場會決定什麼能留下來。」
他觀察當今藝文媒體，台灣的文化主體性和文化認同幾乎是無法理性討論的。劉俊裕曾在社群發言談及這份憂慮：「臉書、Threads 等網路社群匿名假帳號，動則『笑死、打臉、白癡、無腦、弱智、蠢蛋、閉嘴、可憐、崩潰、好棒棒⋯⋯』等訕笑漫罵、酸言霸凌等情緒性留言洗版，以及『綠蛆、中共同路人、青鳥、雜草、左膠⋯⋯』等等標籤亂飛，幾乎讓這些重要但敏感的議題在台灣連談都沒辦法談，毫無展開理性討論的可能。這些文化議題的凍結和無法公開溝通對話，只會埋下更多未爆彈，加深台灣社會的矛盾跟撕裂。」
事實上，當台灣人的內在存在中國，也越容易在紅統資金進到台灣時受到影響，這種影響是很自然的，就像台灣人接受韓國文化、美國文化、日本文化，唯獨中國文化對台灣來說有政治上的威脅，因而無意識地吸收中國文化，成為一件在意識形態上有危機的事。
「中國跟新加坡也是同個語言、有相近的文化，就沒有這樣的問題。英國跟美國也是，在打過一仗後，兩者同意彼此是獨立的國家。」劉俊裕認為，即使是同一個語言體系，有著相近的文化脈絡，也未必需要統一。
台灣若能走向更成熟的民主體制，文化主體性的建立是必然發生的結果。不過在當前危急的是，文化成為一種政治工具，並且對動搖局勢有效。對威權政府來說，文化或文學藝術均是屬於一定階級吸收的象徵資本，因此被納入政治控制之中。在中共對台統戰策略中，雖有政治、經濟、社會等範疇，文化手段卻又尤其重要，它以「國族認同」與「社會整合」為目的，透過文學、戲劇、文物、藝術和大眾傳播媒體等，偽裝和諧交流的假象。這就好比諸多交流營首當其充面向的是學者、教育者、文化工作者等知識階級。
在眾多認同中，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最根本也最複雜的一種身分認同，必須經過一段歷史建構的過程，使其客觀存在。台灣人雖然相信與中國人民擁有某種共同的歷史、文化、族群和血緣等淵源，對「文化中國」卻也有著不同程度的理解、依附、或排除。台灣民族主義在 19 世紀末隨日本殖民統治開始萌芽，日本對台灣的統治不僅改變了經濟結構，也促進了社會的整合，使得原本因族群和地理分隔的台灣社會逐漸形成了「台灣人」的集體身份認同。
由於台灣人經歷了共同被歧視的經驗，這種「共同被排除」的感受促使了對台灣身份的重新認識，並激發了後來的反抗運動。在 1945 年國民黨來到台灣，中國民族主義在台擴張，其暴力與支配激起跨族群與階層的反彈，而後二二八事件使台灣人首度意識到和中國的隔閡，一個以中國為對立面的台灣民族主義開始萌芽。
1964 年由彭明敏等人起草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正式建立台灣民族主義的起點。這份宣言不僅批判國民黨的統治，更提出了台灣人應該團結起來追求「政治自主」的觀點，強調了島內不分族群的「命運共同體」，由「一個中國」的共同受害者——全台灣島住民為範圍的獨立建國思想開始成形。
台灣人需要一代一代去爬梳，讓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台灣認同更立體，即便現在還沒有成形，至少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民主制度不同，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同，我們主張的政治文化價值不同，我們理想的，是一個不會經過審查的世界。
劉俊裕認為，這條路很長：「我們至少需要花十幾年處理這個命題，去確認與建立台灣的文化價值是什麼，這需要從媒體、公民的角度與實踐去推動，政策有政策能做的事，但不可能由政策來告訴台灣人，哪些是台灣文化、哪些不是，這樣我們就不是台灣了，而是中國。」
「我們理想的狀態是這樣，我可以認為我是台灣人，同時也覺得中國的文化不錯。是啊，中國的文化 DNA 在我們裡面，可是也只是我們裡面的一小部分而已，西方現代性、民主與自由價值、人權信念，這些中國政治體制不主張的價值，也都在我們裡面。」
台灣人不需要阻斷類似的文化，如同台灣這座島嶼的身世，在百經佔領與殖民的傷痕下，演化出「自己」。
讓「台灣」自然發生
政治跟藝文媒體的關係，比想像中還深。表現方式不僅止於報導，也透過許多利害關係，慢慢滲透內容選擇，改變編輯闡述「文化價值」的方式。
小安經常代表公司去向機關提案，他認為，競標廠商中的大型集團也值得關注：「大家都知道，有些案子是會被綁標的，也就是機關與特定廠商連結，會有廠商自己制定標規的情況，這些企業若有接受中資的挹注，他們會用什麼樣的角度執行標案？跳脫藝文產業，甚至當這些標案涉及台灣基礎設施建設的營運權或數據時，後果會是怎麼樣？」
他也提出，其實不是只有利薄的小媒體需要靠標案獲利，跟隨廣告主的預算投放分散給自媒體，媒體獲利更困艱難，在標案中競標的廠商，往往都是一線媒體、一線電視台。台灣從電視台、數位媒體、到實體雜誌愈趨競爭同一標地，也可能迫使這種「政治服務」愈趨凶險。
從標案到編輯檯決策，「自我審查鏈」自然地構成。
編輯里歐說明，即使是一個關注文化的媒體，內部編輯檯運作機制依然：「我們不太可能明目張膽地提案跟政治有關的主題，之前有經驗，上頭會直接否決。但你說，我們假設要做台灣電影跟社會運動的專題，不去採訪那些積極參與政治的創作者，根本連打擦邊球都說不上。」他待在其一股東為國民黨黨員的公司裡，有時還會有上頭排除受訪者有明顯台獨立場的狀況。「如果是做標案，我們甚至會直接問承辦，有沒有甚麼黑名單不能做。」所謂黑名單，就是在政治利益上牴觸的人。
編輯小筠認為自身僅是因為喜愛藝文而投入產業，也沒想過會遇到這麼多政治因素干擾：「理想上，還是會希望，文化關注政治是很自然的，若是因為政黨資源，導致編輯檯可以談論的事物縮小範圍，例如這個編輯檯是否還可以談自由、人權、納粹、戰爭，從創作的角度切入議題，是我比較在乎的。不一定是要切題講台灣現狀是怎樣，這可能就不是藝文媒體的視角，要是這樣，就去做個《破報》就好了。」讓藝文媒體回歸一個自由民主的發聲環境，還得讓台灣先是一個文化價值穩固的國家。
「真正要去回應賴總統說的國家文化安全，不是喊喊口號，要從內部去檢視，我們的國家，在文化安全面有哪些已經被滲透？」編輯里歐說，當一切涉及這麼多利益關係人，一個民主社會的政府是否願意無論黨派地反省與改進，合作以面向紅統資金與資源的部署，是這場文化戰爭真正的關鍵。
今年 5 月，《資通安全管理法》甫通過，以資安防護體系建構全社會防衛網，這是台灣在數位戰的第一步。面對中國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的「文化強國」目標設立，已經四年過去。這四年間，中國向內培養「骨幹文化企業」，也就是清洗那些價值觀不符的文創公司，向外透過影劇、遊戲、媒體的輸出，網軍與紅統媒體、自媒體的在台建設，在全球進行有系統地產業擴張。
今年 3 月，賴政府將文化內入國家安全會議層級，除了文化建設、文化補助，接下來，需細膩想像文化安全涉及文化主權、文化認同和文化價值觀的日常環節，需意識由下而上的民主治理，才能建立公民社會機制。
劉俊裕期許台灣藝文媒體的監督價值、甚至做更靠近人民的文化採集，他深知諸多藝文或主流媒體不敢輕易與政權為敵，但他相信，有中心價值的媒體與公民，這是台灣形塑主體性的關鍵之一：「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命經驗、家庭與教育背景，但是你不會忘記你的名字，你一生走過來，知道自己是誰，知道台灣人是誰。」劉俊裕說：
在學術上談主體性有幾個概念，第一：你有沒有覺知、認知的意識——建立「台灣人的意識」；第二：你的知識體系與價值觀如何帶你判斷真善美——思考「台灣是甚麼」；
第三：你在這個判斷過程裡，有沒有自由選擇的意志——你如何選擇美醜，你如何選擇統跟獨的文化價值？第四：當你可以選擇，你就會有你的行動，而這個行動，是依循你的覺知的。第五：你如何賦予你的行動意義及價值，台灣的主體性是甚麼？那麼，你行動的價值觀就會很清楚，這就會形成一個完整的主體。當你有完整的主體性，你就能做一個自信的台灣人。
台灣藝文媒體是否能夠獨立地採取內容路線，影響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成形。當政商力量影響媒體監督權，媒體責任影響創作資源，台灣的創作自由，也將會慢慢變扁平。「學術有學術的角色，那藝文媒體的角色是什麼？回到更深層一點，說在台灣的故事，表達我們的內在的價值，去找到事件發生在台灣文化下的獨特性，這或許是媒體可以做的事。」
看向紅統媒體或網紅認知作戰，迫使創作者或媒體做政治宣傳與背書，劉俊裕再次強調：「國家會以為文化是相對邊陲的，不是，它很深刻地在影響人心，影響人們對兩岸的認知。」
劉俊裕分享「歐洲聯盟」的案例，早期，這些「歐洲共同體」經常為了國家認同吵架：「歐洲文化認同是什麼？它比台灣複雜，40 幾個國家，大家都覺得很驕傲、自己最棒。他們不想要戰爭，所以開始尋找共識——在先承認各個不同國家的文化獨特性、承認各自的不一樣，再來共享彼此的價值觀。」於是有了 1980 年代的「歐洲文化首都」，每個國家輪流當文化首都、去暢談與表述自己的文化認同，這就是歐洲價值。
「回到台灣，你不可能用制度去設計台灣文化是什麼，你要由下而上地，讓人民告訴你文化是什麼，這樣去梳理台灣的認同感、台灣文化主體性，才是屬於民主社會的價值。」說起台灣是什麼？劉俊裕說，台灣需要接受每個階段性的自己：「假設你現在 30 歲，回頭看 15 歲的我、20 歲的我，那都是我啊，你會說 1895 年、1987 年、2000 年的台灣不是台灣嗎？被殖民的台灣也是台灣。台灣在是分裂中，持續融合的主體，這個共識需要時間，你要給它時間，它會發生的。」
它正在發生，我們也正在理解，身為台灣人，是怎麼樣的一件事。
台灣與中國的文化戰爭，儼然已經開打，在編輯的日常生活裡，在讀者的閱讀間隙裡。隨著科技進步，這股認知作戰，從媒體至社群全面升級，國防部也開始出現因應 AI 工具的軍事推演。
我們正在面臨一個嚴峻且需要選擇的時代。兩岸文化交流透過文化活動和資金影響台灣的藝文產業，引發文化主體性的危機，台灣的藝文媒體面臨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多重壓力，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維持文化獨立性和發展，使藝文媒體能夠更無畏指認台灣文化的內涵，強化文化自信、減少分裂，將是未來的重要課題。
賴政府提出國家文化安全的下一步是什麼？或許，在民主國家中，這不僅關乎政府的決策，更是一場由下而上、從自身思想突圍的公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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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戰線上的台灣》㊤ 刪掉台灣，拿掉國家——當文化統戰的手深入藝文媒體
從記者到編輯，從財經到藝文，從本刊到副刊，每個內容工作者都對這個指令習以為常。拿掉「台灣」、刪掉「國家」，已經是內容產業內的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