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掉台灣，拿掉國家——當中國統戰的手深入藝文媒體｜文化戰線上的台灣 ㊤

「把台灣兩個字拿掉。」
「刪掉國家。」

這些話，經常出現在台灣大大小小的編輯檯，從記者到編輯，從財經到藝文，從本刊到副刊，每個內容工作者都對這個指令習以為常。拿掉「台灣」、刪掉「國家」，已經是內容產業內的常態，無論甲方是機關、代理商、品牌，都可能遇到這樣的潛規則。

2009 年起，中國政府與旺中集團打造首個台灣媒體和中國官方共同的「商業模式」案例，就此改變中國官方與台灣記者的關係。這個影響，從主流媒體慢慢擴散到其他媒體，至今，甚至是社群媒體、自媒體都染上紅色滲透的氣息。許多媒體或內容企業，逐漸與中國建立固定往來，所謂「跨海政商集團」打造的資金網限制了台灣文化內容編採的自由發展。

〈刪掉台灣，拿掉國家——當文化統戰的手深入藝文媒體〉此報導為《文化戰線上的台灣》上篇採訪諸多藝文內容產製者，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劉俊裕的觀察，看見從資本到政黨，如何構築一個壓抑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藝文媒體環境。

^{在下列採訪內容中，除劉俊裕教授以本名接受訪問外，其餘受訪者均採用化名，以保障其隱私及工作相關權益。}

晚一步發現的文化統戰

從藝文產業眼中的大罷免往下談，他們擔憂的是，中國政府在台灣人熟悉的社群平台如 Instagram、Threads 的認知作戰動員愈趨即時，用假帳號發表假訊息、影響輿論，間接地模糊社群的聲音。

由於編輯們經常浸泡在網路的議題追蹤，現於文化媒體從業的主編里歐與我們分享，「我們的讀者輪廓是落在 20-35 歲，很自然會去看 Threads 的各種風向，今年大罷免潮，在 Threads 不僅有假帳號網美反戰宣言的資訊戰，也真的有網紅開始去做紅色旅遊區的文化宣傳，以媒體角度來看⋯⋯中國政府很會找受眾，他們知道自己能對話跟洗腦的對象在哪，從娛樂、生活、旅遊等方面切入，生活消費行為就是一種文化選擇，是構成文化主體性的一部分，當文化被滲透，也會影響人的消費其他行為，當這些生活型自媒體意見領袖開始傳播這樣的訊息，閱聽者也容易從情感面被煽動跟被滲透。」

過去在台灣，早有不同政黨資源與資金影響產業、藝文媒體的狀態，劉俊裕認為這在國際間是普遍現象，若將政治資金也視為一種「市場」，市場裡本來就會產生自由選擇，市場裡的服務本身就會跟隨商業模式與品牌策略調整。

在台灣特別的情況是——中國對台灣的政治威脅，迫使台灣市場跟隨政治選擇、影響或矮化自我認同。「中國對台灣的統一主張，影響了這個自由市場，導致中資在進入台灣，與任何國家資金進入台灣的狀況不一樣。」劉俊裕認為，如今年的「網紅表態」絕對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中國的國家系統的對台策略。「中國的對台機構，透過政商體系去研究台灣的市場，甚至在學術上也有很清楚的對台研究單位。早在 2000 年，他們就有兩岸相關的國家文化安全議題書。反倒是台灣，在台『國家文化安全策略』，是直到賴清德上任後才談。」

劉俊裕也特別提醒：「臺灣文化主體性成為國家文化安全策略的一環，需要公民社會的審議參與機制。急就章地採取反境外敵對勢力滲透的文化策略，反而可能成為審查國家，或者國家內部的文化霸權，這一線之間政府要非常謹慎拿捏。」

「但這些策略對落實來說，就像是沒有拿到 SOP 的新產品。」熟悉海外出版市場的編輯小安說，「一來，歷史研究是有意識的人已經在做的事；要避免去政治化的審查，其實應該從台灣政黨自己檢討。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檢視方法、輔導方法、更多資源或軟硬體措施，政府必須主動去整合民間的、教育的、產業的、媒體的能量，去支持政策的發生。」可見即使是這樣的策略，在媒體從業人員眼中，仍缺乏施作效果與未來部署的考量。

中國自 1980 即成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1989 年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隨後逐步擴大台情研究建制，在許多大學與各級社會科學院成立了台灣研究所，全面且深入地分析報導台灣政經動態和社會文化現況，提供政府相關部門作為對台工作之參考與策略。據中共文化部透露，自 1990 年至 2007 年底，僅經文化部同意的兩岸文化交流項目達五千多項、五萬多人次。

在國家層級鮮少處理的文化主體性，於今年的嚴峻局勢下看來尤其重要。

編輯小筠曾遇過一次案例，編輯團隊做的書籍得到香港圖書出版獎項肯定，專書簡介寫了「中華民國台灣」，因而被主辦要求更改，否則不能參賽：「他們打電話來問我們能不能改掉台灣寫台北，我們內部討論一下，覺得算了吧，就撤回獎項。」台灣的國家認同在國際間沒有法定事實，但也未有台灣是中國的法定事實，這正是台灣於國際間的困境。

境外勢力對編輯檯的影響不僅如此，編輯努娜因雜誌工作經常接觸海外版權洽談：「編輯工作中常會遇到要談版權的狀況，例如說日本圖像授權。其實我們跟國外版權合作，對方都會很小心，會確認我們的內容是否觸及政治，不只審查單元相關版面，也會看其他版面。」

有次談日方動漫的授權，即將水到渠成，卻因內容觸碰政治議題而告終。「但那甚至可以說不是政治議題，只是在談台灣歷史。可以理解這些大型 IP 都會對這些事很小心，畢竟他們又不是台灣人，不需要在意台灣人的感受，他們的一個決定可能會影響整間公司的養家糊口、靠這個 IP 生存的人⋯⋯」在對國際間合作方溝通時，努娜盡力在論及「台灣文化主體性」時避免提及「政治」，而是轉以「關注人權價值」論述。

「也曾有過那種經驗，我們找一個作者寫稿，但因為他自己的影音有在談戰爭、轉型正義、政黨網軍等，那時國際合作方發現，就說要撤銷這個雜誌的圖像授權合作。最後我們為了完成這個合作，只能換作者。」努娜說，無論是動漫、音樂、演藝圈，需要的市場更大，自然顧慮更多，而這些，都是藝文產業經常報導與合作的對象。

編輯小筠說明，台灣的藝文媒體很自然地與演藝事業保持好關係，如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電影電視、出版廣告⋯⋯等，「有次我們邀請一個藝文形象很好的演員寫稿，一開始經紀方願意，因為我們品牌形象也算不錯，但後來，他們發現我們有些企劃文案使用到『國家』意象的文案，但其實是跟政治毫無相關的題目，他們就說，考量到藝人的立場，婉拒合作。」

所有本該發生的聲音正在消音。編輯小安談及大部分的藝術文化媒體、生活風格媒體都有這樣的現況：「其實在做生活化的內容，很難不觸及政治，比如說，現在的台灣本土化對文學創作來說就是一個顯學，但是你說藝人、歌手能不能談台灣價值，不行，他們甚至連自己是台灣人都說不出口。」

小安因為很常處理工作中的廣編稿與客戶需求，很懂得如何拿捏眉角，特別對象為表演藝術類、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領域，是編輯們在合作時需要特別注意細節的領域：「我曾經遇過一個演員，通常拍封面時，我們會幫演員借衣服嘛，當時他已經有在中國發展。那時候我們借了兩套設計師的衣服，都被經紀人擋掉，原因是，因為那個設計師曾經說台灣是一個國家、或是談台灣文化價值之類的。」

「很多報紙都有副刊，就是會談藝文、生活、閱讀的那種，在《◯◯報》就是這樣啊，『中國』一定會改成『大陸』，『國家』就會改成『島嶼』。」在一個大型出版公司管理層的編輯林穎答。藝文編輯檯，確實存在言論審查的風氣，甚至影響了編輯們自我審查，為了避免被找麻煩，將「上頭」的意識形態深化至媒體原則。

林穎接續說：「我們自己在很多案子上也會很小心，例如我們公司是一個集團，藝文媒體還好，但其他子公司會在政治上更小心，以免影響商業利益，因此我們自己也會有自覺，可能我們自己的想法，會影響人家的財路，所以例如提案時，也會避免『國家』的用字。」

除了本土內容，海外出版物更是經歷嚴謹的審查，文字工作者舒恩待的媒體也會出版主題書籍或刊物，他們會特別留意，哪些書中國可以賣、哪些不行：「舉個例子來說，我們有一期做了一個在中國很紅的歌手，當時就預期，他在中國很有市場，果不其然，那一期在中國賣得非常好。不只是我們，通路方也會提醒我們，如果這一期要進中國，裡面絕對不能有任何小單元、一句話有政治內容，哪怕是同志議題都不行。」文化審查其實早已從中國蔓延至台灣。

台灣的文化主體性，是否會在媒體產業面臨強勢的認知作戰中消音？身在藝文產業的這些編輯們皆有憂心，站在應該強化台灣文化價值的守備位置上，卻持續有如針一般的糾察與自我審查，在工作裡如影隨形。

中國深入「國家文化策略研究」行之有年，每年，北京都會針對台灣現況做出新的文化市場與傳播研究。劉俊裕認為，看見台灣近年的社會運動與大罷免潮，公民社會已經有良好的動員力量，接下來的路，需要更升級「文化主體性」進入國家層級討論的可能，正視「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把文化策略與佈局，放到國家安全層級來考量。談到國家安全，會很自然地談到軍事、經濟，卻很少將文化納入國家級視野，這樣是沒有辦法去抗衡中國的文化統戰的。」

國家文化安全，談論的是指一個國家在面對外部文化影響時，能夠保持和發展其自身文化特徵、價值觀和認同感的能力。這樣的指標，仰賴保有公正意識形態的文化媒體、與公民力量監督，還要佐以政策支持、教育改革，才能真正而下而上地，強化國家文化認同感。

台灣政黨與公民力量

從反服貿開始，至大罷免運動，台灣文化界的許多從業者更站上檯面抵抗政策上的中共勢力，事實上，他們在檯面下深受影響已有一段時日。

編輯小筠在藝文媒體打滾十年，談及親中勢力對台灣產業的影響：「親中政黨當然對台灣的藝文產業有影響——你光是看立法院砍預算，整個文化產業這麼反彈就知道，很明顯的是，有些內容製作團隊是仰賴標案營收獲利，以支持編輯去做原生內容，那這時候，是什麼資源方在掌握預算與標案就很重要。」

文化預算刪減包含媒體宣傳 5943 萬、公視及 TaiwanPlus 2.43 億、中央社 1600 萬、黑潮計畫 4000 萬、表演藝術 2000 萬、中正紀念堂 3000 萬、聯合典藏庫房 1 億、對民間團體、藝文工作者等補助 165 萬等，共 5.1 億元。

小筠今年有很多同行，也都哀嘆說本來的案子沒了。手邊就有一個與台灣民主價值有關的案子，執行到一半卻因為預算被砍，沒辦法繼續執行下去。藝文產業對接出版市場，經常自產出版物、或是以刊物代編維生，半年來，因預算下修，專書製作案停擺，是出版常態。

編輯小安論及資源流動：「民進黨執政那麼久，產業內大家都滿害怕政黨輪替的，坦白說，政黨輪替，也是資源資金的重新洗牌，例如說，我們持續在做類型標案，這對營運公司來說是很重要且穩定的獲利來源，但只要中央地方改組、人事變動，這些資金都會受到變動，若能流動還好，不幸的是，遇到凍結，遇到不在意台灣文化發展的黨。」談及地方政府現狀，他認為黨派的意識形態影響了文化產出的中心價值，例如是否在地台灣價值、或者注重大中華文化，都漸漸影響民間的文化認同。

小安另外談及今年 6 月，一隸屬於公部門的客家文化園區販售的文創扭蛋商品，被民眾檢舉是中國製品：「一個客家文化的園區⋯⋯網路上隨便一查就可以知道是近千萬的採購案，用資金資源堆砌出這個園區，無法回頭深入台灣客家文化因地制宜發展出的特殊性，卻對使用自身文化發展出的產品便宜行事，這就是最基礎的價值選擇吧。」

關於製作標案，其實執行不同政黨的標案，也都會有各自難處。編輯光男說，能長期做標案的團隊，大約都知道：「無論是跟藍的還是綠的合作，都會有眉角，現在地方政府大多都是藍色，那基本上，我們在做刊物，就不會做有太多綠色的設計提案，也會避免談論本土價值，這些影響都是很自然的。其實也不是說一定有長官說些什麼，光是機關內揣摩上意，就足以形成一種默認的文化。我們自己是藍的綠的都有做，像在做台南的案子，你就會知道說要找比較有本土性的素材。」

編輯光男舉例，其實很多免費提供給民眾閱讀的地方文化性刊物，都是另一種形式的政令宣導：「這些刊物的政策宣導意味很強烈，通常不是要說，這個城市有多好，而是我們政黨讓這個城市有多好。文化刊物通常會圍繞著政策去做編輯企劃，這其實就是一種官方服務。」

編輯小安就曾遇到歷經地方政權輪替的專案，本來在地方文化局做的「文化刊物」從 CIS 到內容定題、編採製作全部重來：「真的是差點要送印了喔。但我們已經很習慣了，反正新官上任，基層就是會很緊張，你不要以為說機關至少對台灣公共事務是有利他性的，不是，他們私底下叫局長、處長老闆，為什麼？因為裡面工作的生態系就是這樣，你要為老闆謀求利益，而不是為國家。」小安說，其實認真做事的公務員還是大有人在，只是體制如此，溫水煮青溫，人都會在裡面漸漸氣味相投。

「比起新聞媒體，藝文媒體已經是相對舒適的環境，那個政治的變因比較像冰山下的東西，你不能說不存在，只是說比較難看見。」長年擔任編輯檯主編的里歐說，「如果你說，一個台灣地方型刊物，因為資金來源影響，談的是中華文化，而非台灣文化，這樣長期發展下去，讀者的思想就會被內建，喔，比起台灣人，我的認同是中華民族。」

編輯小筠也認為，雖然藝文媒體看似不會直接涉入政治，但其實，諸多藝文媒體，都會製作政治人物的內容，以較輕盈、生活感的方式去談論這些政治領袖。「我們家老闆跟固定黨派的資源有連結，那種連結是，因為持續交涉標案，甚至是舉辦生活節、文化活動，會跟政治人物有實體的接觸，見面次數多了，對方長官也會更關照我們，可能長官打聲招呼，我們就拿到了一個局處廣告。」然而，局處與長官的關係，也未必能從檯面上識得。里歐在從事大量標案刊物代編經驗中得知：「有時候你會發現，其實搞不好，那個長官跟局處的政黨還不一樣欸，政黨的權力關係是很難了解的，裡面有很多利益掛勾，正因如此，以台灣內容獲利市場艱難的狀態，同業都會擔心這些權力重組。」

正因政治角力難解，新的部會首長、新的標案承辦、新的利益結構、新的做事流程，然而，對不好存活的「內容產業」來說，編輯里歐還是希望有一線生機：「就算今天服務對象是親中政黨，我們還是得繼續做標案，公司要活下去，我當然也希望市場的讀者更有意識，知道內容有價，願意訂閱我們，支持我們做深度內容⋯⋯但這真的不容易。有問題的不是標案本身，而是為什麼台灣主權的政治因素會這麼深入地介入標案、介入媒體、介入文化。」

以生活風格型態採訪或展演政治人物，是藝文編輯檯很常見的手法，編輯里歐談論政治人物的偶像化：「你一定看過生活風格媒體在論壇、主題活動邀請政治人物，蔡英文、柯文哲、韓國瑜都去過這種文化造勢活動。活動不會以『政治』為主題，進而淡化中間選民討厭政治的那些標籤，比如說去演講談自由、談貓奴視角、談農民生活等，這對政治人物來說，都是一種很好的包裝。」

「比起接受一個新聞台的訪問，為什麼政治人物願意花時間在藝文媒體上？甚至去上很多意見領袖的 YouTube，因為那就是文化的強勢之處，用最柔軟的方式深入大眾，藝文媒體可以用非廣告的方式渲染與造神，因為很生活，你甚至不會察覺。當然，在這其中，都可能有利益或資金的往來。」有時政治人物為藝文媒體帶來的不一定是錢，而是資源交換，帶動媒體其他業務資源。

編輯林穎自家的編輯檯也同樣有此疑慮：「文創業者幫政治擦脂抹粉很常見，我是覺得，文化本來就跟政治有關，只是背後的人如何操作它。文創產業其實是政治很好的資本，因為真的很好用來美化政黨與政治人物，其實就是那一句話：文字是一種巧言令色。」

編輯林穎從事藝文媒體多年，理解怎麼以文字和照片去包裝一個人：「我們很常寫人物專訪，當我理解這些脈絡，對很多政治人物都會打一個問號，我不太相信那是真的，這點是無論政黨，我會懷疑說，我用某種政治正確的角度相信某個政治人物，是不是也是被某個版本的故事給馴化了？因為他故事講得很好，所以我相信他了。」

劉俊裕認為政治資金涉入藝文產業的情勢是普世性的，但或多或少，會因為政黨良知有所差異：「我們學界的態度當然是，不管你是藍是綠是白，你的意識形態都不能來干預媒體責任、藝術文化的創作，無論是透過資源、補助，都不行，綠色如有介入那不應該，假設國民黨執政回來，台灣的創作路線正在爬梳內在，卻要轉向談論中華文化，那對幾年來本土價值的累積，是不是又是一種重來？」他認為政治尤其應當留意資金投入文化發展，但必須減少對媒體與創作為政治服務的要求。

「當然，不要灰心，現在跟 1980 年代比已經好很多了，那是一個政府還會明目張膽審查作品的時期，台灣民主化歷程至今，即使政治想要影響你，它也不敢擺明著影響。我們也應當設計一個嚴謹的檢視標準，從文化政策領域，去制定標案或補助分配款的評分機制，讓它更具備合理性，使內部的資金、評審都被揭露與審核，就會減少權力結構的不正當性。」

劉俊裕提醒，不僅藝文媒體與政府要保持獨立但合作的關係，文化治理架構本身也須檢視。他以今年文策院董事長由文化部次長王時思兼任為例，請官員當董事長，形同架空董事會，這樣的組織運作機制不符合行政法人臂距原則的獨立運作精神。也就是說，若文策院董事長由政務官擔任，文策院決策將變成依照政府政策介入文化市場，而非依專業獨立判斷、自主行使職權。

「真正有辦法讓這個制度、或這些現象慢慢改善的，是公民社會的力量，還有藝文媒體的監督。」劉俊裕說，「比如，剛剛提及的文策院事件，藝文媒體聲量很低，大部分人不願意報導，也許因為主流媒體都接受了挹注補助，這樣的關係是有壓力的。學界談文化政策談得很大聲，媒體不談，等於也無法更直接地與公民社會產生對話。」無論政黨，都應該檢視其在文化政策落實上，與民間的關係，劉俊裕認為，若政府無法跟公民溝通與對話，也將迫使台灣的分裂愈趨嚴重。「當公民社會，不管是各別的力量、或集結的力量，可能影響到政府與政策，這對台灣的民主是相對健康的。」

劉俊裕也期待，關注藝術與文化的媒體，能夠更獨立於政黨、做出對體制的批判，忠實於文化本質，國家亦養成更成熟、輔助台灣文化價值輸出國際的管道與平台，台灣的文化政策需要更具全球視野，將本土文化發展與國際文化的趨勢相結合。透過文化外交，突破地緣政治的限制，獲得更多國際支持，使台灣人昂首挺胸，能說出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