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立法院審查 11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公視、Taiwan Plus 經費遭提案刪凍共 10.2 億元，引發藝文及媒體界關注，來自公視等 53 位節目製作人發起「公視是全體國民的公視、籲請立委勿凍刪預算」連署行動，一週累積超過十五萬人次連署。
8 月 14 日，根據立院表決結果，原列 21 億 2185 萬元的公視預算，確定減列 2,185 萬元、凍結 3 億元，且須於新任董事長到任後、文化部向立法院提出專案報告，才可解凍預算；至於與 TaiwanPlus 相關的「文化部發展國際數位傳播項」第二期 40 億元經費，則遭刪減 2.1 億元、另凍結 1,000 萬元。
中正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羅世宏認為，此次爭議，再度讓臺灣公共媒體的制度缺陷浮上檯面——公共媒體理應接受監督，但不能長期受政治力量輕易左右其基本的生存條件。
民主社會的基礎設施
羅世宏曾是公視諮詢委員、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他認為，若公共媒體每年預算皆須隨行政院編列、立法院審查而起伏，那麼不管今天是哪一個政黨執政、或在國會占多數，都可能成為政治角力的對象。
臺灣的公共電視自 1998 年 7 月 1 日正式開播，《公視法》第 11 條規定，公視「屬於國民全體」，經營必須「獨立自主，不受干涉」，2000 年代，相關廣電法律修改，要求政府、政黨與軍方退出一般媒體的經營，拆除威權時代所留下的政媒關係。
然而公廣集團始終命運多舛，早在 2007 年起，立法院便凍結公視年度 9 億元捐贈中的 4.5 億元，附帶決議要求公廣集團的預算動支，且須逐項報請主管機關（當時為新聞局）核可。後續引發超過三千人的「搶救公視．監督國會」遊行，要求政治力退出公共媒體。
羅世宏指出，公共媒體在當代有越來越高的重要性，「它最大的價值，在於它提供市場不一定願意提供、民主社會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如深度新聞、兒少節目、文化節目、族群語言、地方報導、教育內容、國際新聞等，這些內容未必能創造商業媒體所需的流量或收益，卻對民主社會十分重要，關係到公民知情權(Right to Know)、文化傳承，以及公共知識的制度性基礎。
只是，公共媒體一方面需要公共資源，另一方面又肩負監督公共權力的責任，使得政治人物存在介入公共媒體的誘因。在臺灣，卻始終缺乏一套能保障公共媒體獨立運作的制度。
公視真的很綠嗎？
國會到底有沒有權力刪減公共媒體預算？
「當然有。」羅世宏指出，公共媒體使用的是納稅人的錢，本就應該接受民主監督——如立院有權要求公視說明採購、檢討績效、提升治理透明度等。「但是，監督不等於控制。」若預算刪減已影響公共媒體履行法定任務，甚至形成對新聞或節目內容的政治壓力，便涉及公共媒體的制度獨立性。
關於此次凍刪預算的主要理由，國民黨立委王鴻薇批評，公視台語台 2024 年報導基隆市長謝國樑罷免案時，專題長 11 分鐘，謝國樑的回應卻只有 7 秒；以及公視新聞官網設立「大罷免專區」，形同助攻罷免在野黨立委等。
但羅世宏認為，綜觀這些批評，仍較接近政治攻防語言，非「民進黨長期把持公視」。「就我了解，公視內部文化的自主性還滿高的，今天任何一個人指示說哪一個新聞要做大、哪一個新聞要做小，或哪一個新聞可能要偏袒什麼，我覺得公視不可能有任何人下這種命令。加上公視的組成多元，新聞主管我也不覺得有什麼特殊的黨派偏向。」
不過「媒體專業性」是公視須持續自律與檢討的地方。羅世宏目前為公視「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委員，負責針對節目、新聞製播內容進行審議及改善建議事項。在任期間，他曾遇過兩次較重大的缺失——2022 年，公視台語台「看面冊學台語」單元，被質疑以單字「練痟話」暗諷時任臺北市長柯文哲；2024 年謝國樑罷免案期間，如王鴻薇所言，公視新聞製播「拆樑行動－新世代的政治參與」，缺少反罷免方的平衡報導。
「公視的說法是因為時間很趕，聯絡謝國樑那邊，他們可能想要淡化這件議題，所以婉拒，導致報導最後看起來比較偏向支持罷免者的主張。」但羅世宏認為這並非合理的理由，既然無法做到平衡報導，也可以選擇暫緩播出，或製作追蹤報導呈現反罷免方的聲音。
「這是我這麼多年來僅有的兩次，我不覺得是因為民進黨執政所以才會出現這兩個狀況。」羅世宏說，公共電視內部自律機制的會議紀錄原本就對外公開，委員也都積極要求檢討，「不應該這時候拿一個舊案來作為刪預算的藉口，但可以去追蹤公視後來有沒有再發生類似的案例。」
他認為，即使是規模龐大、制度成熟的英國廣播公司（BBC），也不可能完全不犯錯，重點是能否建立一套公開的檢討機制，減少錯誤再次發生，「這就算是一種媒體自律。如果今天的報導你喜歡就沒有意見，不喜歡就直接對它施壓，事實上便會影響到公共媒體的獨立性。」
考驗全球公共媒體的「專業治理」
另一個與預算凍刪有關的癥結點，在於公視董事的選任。
公視第八屆董事會改選至今持續難產，面臨新舊交替困境。今年 4 月，由國民黨推舉的八位公視董監事審查委員集體請辭，抗議文化部「違反歷屆國會政黨事前協商慣例」；王鴻薇日前也稱文化部長李遠提名董事時「硬塞特定政治立場人士」。
面對董事會長期空窗，羅世宏認為，文化部應先在程序上做出更多協商與退讓。
「在政黨之間缺乏一定溝通的情況下，提再好的人可能都被否決。不是因為那個人不好，而是因為你在程序上沒有做到尊重在野黨。」羅世宏舉例，2022 年的公視董事提名同樣陷入僵局，時任文化部長李永得與在野黨協商後，提出 14 名董事候選人，其中七名由國民黨提出、一名由民眾黨提出、六名則由文化部提出。最後有 12 人通過，加上原有的七名，第七屆董事會才正式成立。
此種做法，是否會讓在野陣營於董事名單內安插自家人馬？羅世宏提醒，上一屆由在野黨提出的人選中，也包括李志德、黃兆徽、郭力昕等具專業背景的人士。因此政黨推薦並不必然等於黨派代理人。
而仿效上屆事先協商的做法，也不等於侵害行政院的提名權。程序上，若行政院認為政黨推薦的人選不適任，仍可不予提名。「但在人數還有程序上尊重在野黨，在野黨可能就不會惡意杯葛下去。」羅世宏認為，此任文化部長李遠沒有延續上屆模式，似乎認為文化部的名單已足夠理想，在野黨不該反對，因此很難說行政上完全沒有缺失。
另一方面，公視董事是否能朝向「專業治理」，也被羅世宏視為長期存在的隱憂。他以五月天主唱阿信曾是公視第五屆董事為例，因為要顧及演藝工作，後來無法每月出席須耗費半天以上的會議。若董事名單長期偏重「代表全民」，而非代表「媒體專業」，便不一定能善盡監督治理的重要責任。
這項責任如今只會越來越急迫。
「過去公共媒體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商業電視，但今天，它面對的是 Google、YouTube、TikTok、Netflix 等跨國平台，以及決定資訊可見性的演算法。」羅世宏說，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2025 年提出警告，即使 BBC 深受信任，但這些內容若無法在 YouTube 等第三方大型平台上被受眾看見，公共媒體的長期影響力將會受到威脅。同理，公視的相關決策也須提升組織體質與競爭力，讓臺灣社會不缺少一塊真正以公共利益為優先的資訊空間。
不能推遲的改革
如今全球公共媒體最大的挑戰，是數位平台對注意力的壟斷，以及資訊入口受跨國科技公司掌握。然而臺灣的公共媒體治理問題，卻仍停留在廣播電視時代——年度預算、董事任命以及頻道管理——若遲遲不進行改革，除了政治干預，公視恐怕也會在媒體競爭中逐漸失去影響力。
羅世宏認為，目前臺灣的公共媒體至少有三項改革值得討論：
一、建立較穩定的公共媒體財源，例如多年期預算或公共媒體基金，降低年度政治攻防。
二、改善董事治理，提高透明度與社會代表性，降低政黨化風險。
三、把公共媒體政策與平台治理結合，思考公共內容如何在 Google、YouTube、Meta 等平台維持可見性，而不是任由演算法決定公共資訊能否被社會看見。
近年，國際間不缺乏公共媒體陷入危機的案例，如川普政府 2025 年推動刪除美國公共廣播公司(CPB)的核心經費，使長期支撐 PBS、NPR 的公共媒體制度面臨瓦解，CPB 更於 2026 年 1 月決議解散。另外，波蘭與匈牙利近年的案例則顯示，當公共媒體人事、監督機制被政黨控制後，很快便可能淪為政府宣傳工具。相反地，德國與部分北歐國家因治理架構獨立、財源穩定，較能抵禦政治干預，形成穩定的公共媒體運作空間。
「我們要想的不是這幾年，而是未來十年、二十年後，如果臺灣的公共媒體沒有辦法轉型、升級， 那這個不存在『公共』的國家可能會越來越分裂，變成一個純粹兩極化的社會。」羅世宏說，「而且我們的社會也不是只有藍綠兩種聲音，還有很多弱勢的、沒有被商業媒體照顧到的聲音，他們有這個權利要求被公共媒體呈現。」
公共媒體的價值不只存在於民主政治，若發展成熟，還能帶動商業媒體的人才流動、內容產業發展，以及提升一個國家的國際文化競爭力。
「所以我們是百廢待舉，民主國家沒有人這樣子，連一個公共電視的董事會都組不起來。」以 BBC 的規模作為參照——BBC 目前約有兩萬名員工，臺灣的公共媒體規模相對精簡，目前只是約千人左右的組織。羅世宏認為，就算公廣集團逐步擴充人力至 3,000 人、經費成長三或五倍，也並非一件苛求的事情。「而且依臺灣的經濟實力，應該要有這樣規模的媒體。」
藉著此次爭議，相關制度與法規或許能進一步修正，減少政治勢力介入，並讓監督走向專業。公視是屬於全體公民的民主基礎設施，投資公視，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回答「臺灣是否願意投資民主」的問題，並為社會建立持續、可靠的公民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