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後的書寫者——在歷史斷裂處，發出臺灣人的聲音

新世代的混語寫作

楊双子在虛構彩衣裡裹著曲折的歷史，琢磨文字裡該有的聲音和味道。為了書寫一九三〇年代台灣在日治下的風貌，各式的素材都成了她建構、還原時代風貌的梁柱。楊双子曾在一場線上座談裡分享，一位居住在台灣中部的日本人寫的食譜——為了教在台日人如何用台灣食材烹調——「雞」發音以日文拼音標註為「kuè」，有趣的是同時期，台北著名酒樓「江山樓」的菜譜上，「雞」的日文拼音則是「ke」。區域口音的差異，被小心翼翼反映在文字裡，因為歷史充滿雜音，尤其台灣的歷史裡，絕對不會只有獨一無二的標準口音。

聲音是個線索，在王禎和的小說裡，台語、中文混用，藉以展露台灣性；從夏曼.藍波安到巴代，混語寫作已是台灣原住民文學的一個傳統。不過楊双子一輩的作者們，作品中頻繁出現的多音和多語，不只是將幾種語言混用而已。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觀察，這幾年，作者會更有意識地思考使用的語言與文字，錙銖必較起地域性發音差異，在文字中透出某個時代的台灣曾是多聲道和鳴的現實。「不只是在對話裡，也會根據角色背景，而使用不同語言，敘述時也會考慮用不同語言的呈現。」邱貴芬的文章則指出，楊双子作品寫的是一九三〇年代左右的時空，還須以符合彼時文化情境，混語的使用更是企圖「讓日治時期台灣殖民地的記憶所蘊含的日本文化回到台灣文學的場域」。

有意識的使用多語、「紀實」與「創作」交織的特殊書寫姿態，是這群被稱為千禧世代的寫作者，在面對這片土地的問題，思考困惑、追尋困惑、咀嚼困惑後反芻為文字的風格。楊双子之前，二〇一七年黃崇凱在《文藝春秋》裡以十一則短篇小說，展示一段橫跨日治到未來的時空。有時故事裡角色以第一人稱，操著吻合時代的口氣來訴說；有時則是飛躍至未來的太空，以特定語言遙想從前某個年代。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歷史書寫，有著背負公共性、一肩扛起補足官方版本歷史的缺漏，為弱勢社群發聲等重責大任等傳統。但千禧世代的作者們，更像是經驗到生命裡的「斷裂」——過去學習經歷裡建構、認知的世界，和真正遭遇的現實出現巨大的「斷裂」。斷裂產生困惑，逼迫寫作者直面日常裡的雜訊，思考那些怪異之處。帶著此刻的疑惑回望歷史的廢墟，還歷史一個眾聲喧嘩的本來面目，藉此尋找未來的出口。

太陽花帶來的巨大問號

楊双子和黃崇凱遭遇的「斷裂」是在大陽花學運那一年。那年楊双子正好三十歲，台北爆發了抗議「服貿協議」、占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楊双子人在台中，白日裡還得工作，抽不開身到現場，只能在電視、網路觀看運動的消息。她看到立法院裡有人在畫畫、有人在歌唱，「做一些有人會覺得『沒什麼用』的東西。我覺得這很二十一世紀，運動不一定只有悲苦，每個參與者有各自詮釋的方式。」

一直到三月三十日，她才穿上黑衣，報名從台中包車北上的遊覽車，跟著人群到中山南路上參加以「轉守為攻、出關播種」為口號，退出國會議場的大遊行。黑衣人在她身邊來去，身旁是一片暗，但卻不怎麼悲情，「莫名其妙的風光明媚」。

黃崇凱比她早幾天到立法院外。二〇一四年的三月，黃崇凱正準備搬家移居台南，三一八當天稍早，他「路過」立法院外，看著抗議現場人影寂寥，心裡有些堵。他默默返家。「到了半夜情況整個不一樣，有人翻進去（立法院）。」黃崇凱騎了機車重回現場，他忘了外頭人群唱著《島嶼天光》還是《晚安台灣》。沿著圍牆繞一圈，黃崇凱遇到幾個熟識的人，聽著外頭一小撮一小撮的人群討論著各種主題，「分享自己為什麼會到這裡」。

比楊双子和黃崇凱年輕十歲的樂團「裝咖人」主唱之一、作家張嘉祥，那時還在台南念嘉南藥理大學，泰半的日常都在打工，或窩在住處寫作，偶而去上課。太陽花學運期間，他曾獨自北上到立法院外參與，「到了現場，有個人在台上拿麥克風說，現場變得很像園遊會，他很生氣。」張嘉祥心頭一凜：「我是不是就是那個『閒雜人等』？」而台下則有人認同有人反駁那番發言。

人群的在場讓他激動，「感覺這些人有個共同體的想像，這個想像正在此地發生。」——不過張嘉祥對於「斷裂」的感受，得等到他轉學到東華大學華文系之後，才真正浮現。

那場運動狠狠地將巨大的問號砸在寫作者臉上。如同一九九〇年的野百合學運，帶著相機前往中正紀念堂（現更名自由廣場），想在那裡拍幾張好照片的大學生，卻在布滿塗鴉的牆上第一次感覺到，現實和課本教的不一樣。寫作者從此重新定位，成為大時代的一份子。

三一八那晚的人群讓黃崇凱困惑：「人為什麼出現在這裡？」楊双子則是將自己從二〇〇八年野草莓運動後隱約感受到的困惑，化作一個具體的書寫提問：「如何在書寫上意識到中國和台灣不一樣？」

不只有楊双子和黃崇凱，一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拉開認知與現實間的斷裂，成了一代人的集體經驗，得透過書寫來填補裂縫，賦予意義。「整個七年級生創作世代（1981-1990）之中，有許多人的寫作主題直接回應三一八學運核心想要處理的文化焦慮。」二〇二三年楊双子在社群媒體上一篇文章裡提到這樣的觀察。

「台灣」被消失的年代

他們開始為自己補課。「三一八前，《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才剛出版。我那時還想，誰會看這套書？」黃崇凱笑道。當時還在衛城出版社，主編《百年追求》的莊瑞琳也說了差不多的話：「我們一邊編這套書，一邊懷疑自己，想說到底誰會看？」三一八之後，不只《百年追求》，其他社科類書籍也進入猛爆式成長期，各類台灣主題的書寫紛紛出閘。

黃崇凱說，自己的求學階段，唸的是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雖是歷史科系畢業，「但我主要研究的是晚清民初那段歷史，跟台灣史不熟。」七〇、八〇年代聽起來像是熟悉又遙遠的名詞，得在書裡摸索出時代的樣貌。「為了解決我心裡的困惑，開始做很多學習和研究。」二〇一七年他出版《文藝春秋》，「想了解一件事，就是為它寫一本書。」這個過程，像是在為自己補課。

二〇一四年後的集體補課，或許勢必得在這個時空下，才有可能發生。戒嚴長達三十八年——金門馬祖甚至得等到一九九二年才解嚴。漫長的時間裡，許多話不能說，久了反而不知如何開始說起。「那『事件』在不能被提及，當然更沒有資料、文字、圖像可見的情況下，以一種更巨大模糊而至無所不在的真實，恆久的禁錮在我們周遭。」

政治上的壓抑讓台灣人的歷史觀出現一大段空白。處處都是禁忌，「戒嚴的時候，公司或社團在登記時，被規定不能用『台灣』兩個字。」黃崇凱說，葉石濤曾在戒嚴時被關了三年，三年牢獄，影響他後來如何談論文學，「有時會講『台灣的鄉土文學』或『三民主義文學』。『三民主義文學』到底是什麼？」語焉不詳的敘述，透露出彼時社會環境的壓抑。

「台灣就是台灣，為什麼說『台灣』這麼難。」解嚴前進入出版業的前衛出版社社長林文欽也對時代裡禁錮的氛圍相當不滿。

直到解嚴前後，氣氛才稍稍鬆綁，有些話開始能試著張口說。一九八〇年代進入《自立晚報》，擔任出版部門經理的魏淑貞回憶，那時《自立晚報》出版歷史學者李筱峰寫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書裡頭的許多資料是李筱峰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的東亞圖書館裡發現的台灣戰後報紙、雜誌和書刊。這些資料在黨國主導的歷史敘事裡，全然隱匿。出版時仍戰戰兢兢，「後來這本書有進到時報的年度好書榜，我也滿驚訝。那個時代也是很微妙。」魏淑貞說道。

出版了不少立場鮮明的書後，魏淑貞也曾被調查局找上，希望吸收她來為政府做情蒐，「留意進出《自立晚報》的人。我當然拒絕掉了。」而她合作的作者也碰過來自政府的關切，質疑「為什麼要寫一些對國家有意見的東西？這樣會影響和諧和安全。」不過這些來自官方的注目，沒有造成進一步的壓迫，作者繼續寫，書也還是照樣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