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2014 年雨傘革命，到 2019 年反送中以來，港臺經常被視為某種政治命運的共同體。然而，在「守護自由」的口號底下，是一個個真實生活的獨立個體。因為政治因素來臺的港人們，以及原本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臺灣人，是否真的理解彼此？我們要的「自由」是一樣的嗎？或者這樣的「共同體」，更多是停留在我們的想像裡？
走進三組在臺港人的生活，從身分、語言到日常，甚至關於愛，看見兩地之間真實的裂縫，以及彼此最終連結的可能。
阿坤：因為臺灣是臺灣，香港才得以繼續是香港
2013 年年底，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啟動香港政改，當時阿坤（化名）立即與家人討論達成共識後，選擇舉家移民來臺。隔年秋天，香港爆發了雨傘革命。阿坤原本在香港從事藝術類工作，被限縮創作自由是關乎靈魂的事情，他很早就嗅到這樣的危機。
作為第一批政治移民，來到臺灣後，香港政治景況如他預想地每況愈下，阿坤表明他內心存在著災難倖存者的愧疚感，但這是他在決定離開時就已經清楚明白的「代價」。因此，他在臺南經營了一家餐廳，把跟香港有關的書籍、報導放在店內提供翻閱。此外，就是每天關注、並且記錄香港的現狀。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卻很重要：「香港人已經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就快要被消滅，所以我們盡可能將香港整個土地以外的東西備份下來。」有人在外面，負責把資訊傳達給裡面的人，他認為這也是分工的一種。
「香港從 1989 年的六四後就開始有這個傳統，我們每年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要把真相記錄下來，然後傳給後面的人。」香港人出門就是公共系統、國宅遍地，阿坤說，生活中的所有事都關係到政治，即使是一首看似談論愛情的流行音樂，其實都可能是受到社會事件的啟發。
在臺灣經營餐廳後，他觀察到臺灣人在用餐時不太討論政治話題，最讓他不適應的可能還有臺灣的媒體生態：「在香港，新聞只會播報重大事件，但臺灣的新聞會看到很多市民發生的小事，每一則之間也沒有連結，無法拼湊成近期的情勢。」
當然，如今的香港媒體也不再提供「真相」，而阿坤還是維持著他的習慣，會做新聞資料搜集，因為政治就是日常。
這樣的政治日常，在這樣的幾十年間，臺灣和香港經常在某程度被視為命運的共同體。但雙方的民族性、對於政治的態度如此不同，這樣的「共同體」、「盟軍」，是否終究是想像得多？
阿坤觀察，從雨傘革命到反送中，也許是有大事件的推動，彼此間的資訊和精神上是同步的。然而，後來一場疫情，讓世界的時間暫停，社會參與也一度停擺，又讓彼此錯開的時間軸：「有很多臺灣的青少年在這個你本來應該成長的時間，因為疫情被消失了幾年，突然你就變成一個成人；反觀香港很不一樣，一九年上街抗爭的港人，最小是國小五六年級。因此你會看到兩邊的同齡者，在精神上的落差逐漸拉開。」
阿坤是八零後，成長時見證過香港回歸時的景況，後來又因為政治關係離開。問他如今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還是臺灣人？他說，其實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沒有固定生存的地方，尤其在 2019 年之前，對於大多數的香港人來說，他們可能不是什麼什麼人、不真的屬於哪裡，因而可以自由地到達任何地方；等到反送中事件過後，香港的意志才有了真正的集結。
就像我們本來就有三本護照，香港、中國，臺灣，有一些人會有更多。就是不管怎麼樣，我們是臺灣人，但是我們也是香港人，不是二選一，而是同時間可以有重疊的身份。
小時候，阿坤因為有親戚在臺灣，每年暑假都會來，因此，對他而言，本來就與臺灣的關係相對密切與熟悉。再加上港人身上留著的，漂泊的血液，讓他並不著急於找尋認同，或者說，只要目標一致，就可以是彼此的歸屬：「對香港來說，臺灣是一個民主上面的同伴吧，就是盟軍的感覺，今天只是你從這一個軍到另外一個軍，你要同時兼著兩個身分。」
問他是否擔心臺灣未來的情勢？他只覺得，該面對的還是得面對，如果有什麼要跟臺灣人說的話，那大概是：「讓臺灣一直是臺灣，就已經很好了。其他都不重要。只有保留臺灣，其他事才有機會發生。」
臺灣只需要是臺灣，而他也選擇在這裡，因為是在這裡，得以維繫他內心的香港。
Toni & Winnie：為了孩子移民，他是香港人，也得說廣東話
時間再倒轉到 2019 年，Toni & Winnie 夫妻兩人每日固定在香港最熱鬧的尖沙咀一帶飯店內工作。後來反送中運動日漸嚴重，他們上下班時間開始會遇到交通停駛，或走在路上，後面突然有人丟催淚彈，路面坑坑疤疤、彷彿戰場。他們每天期待老闆宣布休假、說外頭太危險還是別出門了吧。
但那天一直沒來，香港情勢也沒有變好的景況。
他們觀察到身邊的朋友開始分為兩群人，有人支持這場運動，有人反對，彼此爭吵激烈。在這樣的氛圍下，Winnie 擔心孩子的生活環境，於是夫妻兩人討論過後，決定全家依親移民到臺灣。
「當時兒子才一歲多，最主要是我們不知道未來應該跟他說警察是好人還是壞人？因為正常的教育下，你會跟孩子說，有什麼事情可以找警察，他會幫你，但是當時的香港的沒辦法做到這件事。」
Winnie 的媽媽是臺灣人，她從小就經常飛到臺灣，對這裡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加上依親制度讓移民過程順利許多。為了讓孩子在學校可以好好地表達自己，在落地臺灣的第一天，Winnie 就和 Toni 約定好，從今天開始，我們一定要讓兒子先學會講中文。
來到臺灣至今七年時間，孩子已經上小學二年級，問他們會不會跟孩子解釋為什麼搬來臺灣？香港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只說，目前只想要一切都先穩定，等到哪天兒子能夠獨立思考的時候，他們再來談：「主要希望他自己多問，他只要問了，我們就會講，而不是我們先入為主地跟他說，香港就是沒有民主自由。希望他自己先去理解。」
現在 Toni 也會多和兒子用廣東話對話，表面說是希望他多懂一種語言，或者未來有一天他可能會想回香港；但在 Toni 心裡，其實是對於這個語言綜合的所有記憶與情感，不希望它有消逝的一天。他說，孩子是在香港出生的，總不能不會講廣東話。
定居在林口，相比於香港的地狹人稠，夫妻兩人更喜歡這裡的生活品質，以及街坊里民的友善態度。他們偶爾也會回去香港，但總是待不上幾天，就又想回來臺灣；回到臺灣後，偶爾也還是會關注香港的新聞時事，但很少想念那裡的生活了。
問起他們的香港認同，他們會說，我是在香港出生，就是香港人，這個沒辦法改變。Toni 在林口經營了一家酒吧，酒單內有一個品項叫「香港加『柚』」，他說這樣每個點這杯酒的客人，都會跟他們說一句「香港加油」。
對於政治的事，他們淺淺地談，因為眼前重要的是孩子的未來，可以在一個安穩的環境，好好長大。在終於掙脫滿地狼籍的尖沙咀街口，他們每日的生活就是在林口的日常，偶爾起霧，但好過香港浸水般的潮濕、擁擠和不得言語。他們總說，在臺灣的一切都比較好，而有一天，也還是會帶兒子回香港，就是 Toni 反覆說的那句：他是在香港出生的，也總得回去看一看。
劉璧嘉 Lala：會痛是因為愛，我們因此連結在一起
在臺港人中，除了移民者，也有不少是因為申請學校而來到臺灣的港生。劉璧嘉就是其中一人。十幾年前，因為研究了臺灣人文社科的師資後決定來臺念研究所，當時正是 2014 年，臺灣太陽花運動到香港雨傘革命，接著，還有五年後的反送中運動。
初抵臺灣時，璧嘉只要一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會得到非常多的好奇與善意，這也挑起她內心的困惑：「我感覺這個善意是建立在一些對於香港的刻板印象，大家以為香港的政治只有『反中』而已，但其實不是。所以我每次都會思考，我可能跟你想像的那種人不太一樣。」
要彼此梳理開的事情很多，璧嘉談及當時候最想要解釋的脈絡？她說在自己的生命裡，香港最大的問題，其實一直都不是國安法限縮自由：「只要臺灣人去過一次香港就會知道，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房租很貴、物價很貴，有人會說香港工資高，但我們的貧富差距也很大。還有，香港也存在嚴重的種族主義。」
對她而言，這是更尖銳的生存問題。
香港過去身為國際大港，又因為高度的人力需求，本來就存在非常多移民。在璧嘉的印象裡，港人對於非黃皮膚、講廣東話的人，其實存在嚴重的歧視：「我從小跟一些比較深皮膚的朋友出門，可能搭電梯，就會有一些香港人看見他們後會摀住鼻子。也遇過在學校，一個教普通話的老師，他廣東話講得不太好，結果被學生霸凌。」
她放眼望去，從小身邊的朋友來自不同種族，他們之間的多元性，才是香港的本體。然而，這些生命經驗在香港經常是很被壓抑的。而如果沒有看見這一層長年存在的問題，即使擺脫了中國的政治問題，香港也不會變好。
她想把問題一一拆解、坦白地談，但她發現一旦她想這麼做，要不讓人腦袋當機，要不惹惱了意見不同的朋友。走過殖民時期的英屬香港，璧嘉清楚香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門戶，外國資金都得途經這個入口，港人因此能從中獲得大把利益。
「九零年代的香港中產階級出門都搭計程車，有些人甚至『魚翅撈飯』。這些錢從哪裡來的？其實就是透過剝削中國勞工來的。」
璧嘉對於「殖民」的深刻理解是，對於一個地方資源的剝削與再製，再將這些資源輸送到更加核心的地區。而香港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這全部的複雜性，都得攤開來談，才能還原真實。
又譬如後來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發生後，身邊的臺灣朋友關心她：「還好嗎？我們都看到了，好誇張喔。」她想往下探問：「然後呢？」她有無限複雜的脈絡在心裡冒出，卻意識到自己的語塞。又再過幾個月，她走到臺灣 2020 總統大選的民進黨選前造勢晚會，看見蔡英文的演講中，有三分之一都在談香港，她內心一方面覺得感動，但一方面也忍不住迸出無數個疑惑——如果所有被壓迫者都是臺灣民主價值可以連結的對象的話，那臺灣的難民法在哪裡？
這些因為政治問題逃難到臺灣的香港人，除了可以穩固臺灣既有的認知「中國很恐怖」以外，是否還能被看見其餘的故事？譬如先前提到的種種的香港問題。但事情到這裡為止，璧嘉並沒有感受到這一層的理解。
但我不是來到一個什麼地方，就覺得那些人要理解我。他們不理解很多原因，可能我沒有機會說，或我說得不好，或者我也要問自己，我有沒有去理解臺灣的故事？我的答案是有啊。但那也不是一種互相交換，而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有這麼多元的組成與分工，我們本來就應該去試著了解彼此，這是很正常的。
她想起她小時候在香港的那些朋友，他們不是黃皮膚香港人，但他們教會了她這些道理。
只是，她批評政府的觀點對於一些臺灣人而言並不中聽。幾年來，受到的攻擊不在少數：「有些人會罵我，說一定是你一個香港人有什麼詭計？這是一個保護機制，因為他想要去保護他很愛的東西。」
「這個時候，我就會說，你稍微停一下，你可不可以讓那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先沉澱？其實你可以既愛一個地方，也批判的一個地方。」因為你要有足夠的沉澱，你才會有足夠的勇氣，想要去思考一個新的可能性、去解決這個矛盾的狀況。
在 2019 反送中之後，璧嘉和大部分的香港人一樣，經歷了長達兩、三年的政治憂鬱。她每天瘋狂地滑手機、看不同的 telegram 的頻道，看見身邊有人被抓走、判刑，或流亡世界各處。同時間，也會有朋友開始分道揚鑣：「那三年的時間，我沒有一天覺得我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發任何快樂的事情，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做了快樂的事情，我就是背叛了我的同伴。」
她後來有一個劃分生命經歷的方法，就是「這件事是在 2019 年前發生的，還是 2019 年之後發生的」。運動創傷彷彿一道深刻裂縫，將她的人生一分為二，從此無可癒合。
她說，當你要去關心一個地方、一些議題，就注定得去共情，再注定得要受傷。但她想著，我們反而不要忘記這個矛盾與痛苦的感受，因為會有痛苦，是來自於你對這個地方的愛。
很多人會說，她不像香港人，也會有另一批人，用她是香港人在臺灣當作箭靶。璧嘉說，現在她認識新的朋友，已經不太提她從哪裡來，因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為什麼一起在這裡。在她的核心裡，比較是以世界公民的角度，去看世界發生的任何事情，包含受傷的香港，或受傷的臺灣：「就是你覺得臺灣人受了很多苦，但是不是世界上就你最苦，你的苦跟其他人也有很多可以連結的地方。」
她說，講這些，有人聽不懂，或不愛聽，也可能因此失去一些朋友：「但其實我是理解他們的。我不會因此而不喜歡他們，反而都是他們不喜歡我。」
曾有一些香港朋友跟她聊起，不如買一個島，重建香港吧。璧嘉就要說，那你買的那個島，上面有菲律賓移工嗎？這是你想像的香港嗎？你想像的香港是港島、九龍，還是新界？是不是只有講廣東話的島？
「如果你可以看到香港是一個世界的香港，有不同的人真的居住在一起的集合體，在這個意義上，每個地方都有它的香港性格。」要不要是一個島，對她而言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多年前她在運動上記著的那句口號：「共同生活，共同決定。」說到這，可能也不一定能被誰理解。但她想著身邊有理念一致的朋友，來自各地的朋友，平時可以一起看電影、浮潛，游泳，談論各種彼此在意的話題，就又能往前一點。
璧嘉在研究所畢業後，持續留在臺灣工作，至今已經十多年。談了這麼多，問他若是針對現在的香港，會給臺灣人什麼建議？她卻直指最靠近大眾的日常生活，說那邊才是雙方最矛盾根源。因為事實就是，越來越多香港人來臺定居，我們得一起生活、吃飯，工作。
「香港人的確有一些性格很討人厭。」
剛到臺灣職場工作時，她也曾經與臺灣同事有過衝突和防備，但磨合久了，她開始能看見兩邊互相需要被理解的地方：「臺灣人講話真的很繞，會很害怕自己傷害到別人，但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如果對方有不舒服的地方，也不完全是你的責任；而香港人可能可以想一下，你以前的那種對於效率的要求，其實也犧牲了很多對於人的狀態的察覺，就是臺灣人說的不會讀空氣。」對她而言，這些文化上的交流是更重要的，也可以是很美麗的各種碰撞與結合。
問她還會想念香港這塊土地嗎？她說想啊，她想念那裡的人、那裡的食物啊，也想念那裡的夥伴。作為一個在海外的香港人，其實自己並沒有因此走得更遠，她想著有那麼多香港人在流亡，她想念大家。
「其實你問我愛香港嗎？我愛香港作為一個地方、作為一城市、作為一個政體。所以你在這個過程中感覺到難過，感覺到心碎，就要記住你本來的初衷是什麼。」
「你的初衷是一個好美麗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