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駿騰快二十年沒拍劇情片了。他的上一部導演作品是《睡美人》，改編自川端康成的同名小說。
那是他在世新大學的畢業製作，這部短片有諸多內容都與原著不同，但同樣出現一座神祕的旅館，接待孤獨、衰老、醜陋的男人，讓他們與服藥昏睡的少女過夜。回看 1960 年代，川端康成連載《睡美人》的當時，小說的主題與技巧都令日本文壇感到大膽與不安。三島由紀夫曾評論，《睡美人》散發著過熟果實的腐臭芳香，達到了「文字觀念性淫蕩」的極致。
20 歲的朱駿騰讀到這篇小說，也感到非常震驚，原來人類的欲望可以描繪得如此赤裸；又覺得好迷人，那座旅館像某種陷阱，是豬籠草，或誘捕籠，與少女共眠，一方面慰藉著老男人們的寂寞空虛，另一方面則不斷讓他們深入面對自己黑暗不堪的過往，以及年老後對當前生命狀態的無能為力。
短片《睡美人》雖難藏大學生的青澀氣息，但該年仍入選了一些國際影展，獲得亮眼成績。年輕的朱駿騰表面上一炮而紅，內心卻對電影創作充滿懷疑，認為自己不適合待在當時亟需商業化轉型的台灣電影圈。於是當完兵後，赴英國進修視覺藝術，返台後成為當代藝術家，轉眼就是 17 年。
待他將近 40 歲準備重拾導演筒時，似乎已變得像《睡美人》裡那些虛無、對現實無所適從的房客了。
困局
活躍於當代藝術圈的朱駿騰，主要以裝置與影像為媒介，探討個人在社會、政治與文化結構中，所遭遇的困境與生存處境。他一直覺得電影是自己的原鄉，在這 17 年裡，嘗試回家過兩次，卻都感覺時運未到，直到《河鰻》的劇本發展成形。
《河鰻》以社子島為背景，講述年輕男子阿亮與神祕女子阿鰻相遇，兩人同樣孤獨、不被社會需要，他們相互依偎與舔舐傷口，共同摸索被救贖的可能性。
朱駿騰說，《河鰻》是他當前生命狀態的投射，阿亮這個角色，也直接反映了他這一輩子的困局與恐懼。「身邊常常很多朋友會罵我說『你怎麼了』，尤其這幾年，我已經結婚十年，有三個小孩，很多朋友還是不瞭解我的失根感是哪裡來的，每次看到我的作品，都覺得有一種巨大的虛無跟尋找。」
走到人生近中年階段，有了事業，有了家庭，朱駿騰感覺自己似乎抓住了一些什麼，又好像什麼也沒抓住。他比喻，像一棵努力向泥土生根的樹。他不停尋找生命下一階段的安穩與安定，然後不斷發現這一切終將會消逝。更悲哀的是，當自己越是努力想要留住它們，就越害怕失去它們。
他說，這其實也與《河鰻》的故事舞台——社子島的狀態很類似。
幾年前，朱駿騰半夜開車通勤不小心誤闖進社子島。他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聽過這地方，卻從來沒去過。當晚他在有廟宇和工廠環繞的小路裡迷了路，覺得好魔幻。他開始研究社子島，最後甚至搬進社子島做田調，此處也成為完整《河鰻》故事的最後一塊拼圖。
位於台北市邊陲的社子島，長年身陷開發爭議。市府希望重新規劃過去 40 年長期禁建、機能落後的社子島，但當地部分居民卻持不同意見，主張應保留聚落、避免迫遷，並質疑該開發案的程序正當性。
居住在社子島上一年，朱駿騰帶著攝影機到處漫遊，對他來說，社子島因為禁建的關係，就像一處時光凝結的島嶼。他多希望一部分的社子島就此凝結住。某些當地居民，也拚命想抓住過去與現在的美好。但時間不可能停滯，事物並非永恆。朱駿騰明白，社子島上的這一切終將會改變，會失去。
如同他自己，游移棲身在藝術、電影、家庭裡，或阿亮與阿鰻躲藏社子島內，這些都是暫時的，時間終究會沖刷人們往前，不斷抵達下一個新的困局。
脫困方法的批判
朱駿騰始終有意識地避免為社子島做代言。他認為自己是一名他者，沒有資格為社子島發聲，不論是保留或開發的訴求。但作為導演，他能做的，是將他在社子島上感受到的狀態如實呈現。在電影中，他甚至刻意抹除與社子島有關的交代性背景資訊，只保留抽象與感官性的模樣。
畢竟，《河鰻》有它希望達到的創作目的。但朱駿騰的內心也一直出現另一種聲音——他對無法替社子島做更多倡議感到遺憾。這樣的聲音，或許源自他社會運動的背景。他生長自黨外運動支持者的家庭，從小就在政治人物的造勢場合中長大；2010 年從英國返回台灣後，朱駿騰開始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從大埔事件，到擔任 318 運動媒體公關部的主任。到了現在，他私底下也持續在關注動保議題。
藝術家、社運者的兩種聲音在拉扯。朱駿騰相信公共事務的行動有必要性，然而行動之後，卻總是意識到，在時間的長河裡，所有事情都是徒勞的。
人們還能對未來抱持希望嗎？在《河鰻》的最後，阿亮與阿鰻藉由彼此的依偎，獲得了重生與救贖。朱駿騰誠實地說，若阿亮是他的投射，他為電影寫下這樣的結局，是鼓勵自己要勇敢地做出行動，找出下一個暫時的棲身之所。即便年紀漸長，午夜夢迴他時常面對自己的無能與軟弱，想不出脫困的方法。
不過，一些觀眾認為，獲得救贖的只有阿亮。阿鰻則像是為了解救阿亮而存在，或作為男主角的欲望投射對象。且阿鰻並沒有太多的背景與角色動機，缺少主體性，呈現出某種程度的男性凝視（male gaze）。
朱駿騰承認，《河鰻》確實存在男性視角的框架。當初創造阿亮這個角色，他毫無保留地將男性的黑暗、污穢傾倒流瀉，「他是一個不值得同情的角色。」他甚至在社群上回應觀眾的評論，說阿亮面對孤獨無法宣泄的欲望、對困局的軟弱無為，只期待被救贖的窩囊處境，是他對於身為男性最誠實的批判。
然而「誠實」此刻究竟是一種創作者的美德，還是延續某種男性中心的投射與觀看結構？就算朱駿騰無意為之，電影一旦上映，便允許各自的解讀與辯駁。
可悲的男性
六十多年過去，小說《睡美人》已能透過男性凝視的理論分析，那些昏睡的少女，是被物化、支配的存在，唯一的功能，是服務老年男性的自我探問。如今三島由紀夫說的「文字觀念性淫蕩的極致」看起來也有點過時與可笑。且就算川端康成的文字與敘事極美，也不代表女性在社會與藝術作品中長期被犧牲的處境，可以被忽視。
《河鰻》或許是《睡美人》拖長的影子，籠罩朱駿騰生命的虛無陰影，也未曾消散過。他同時坦言，自己目前在創作上的困局，是暫時無法脫離男性視角的限制，找出一個中性、流動的角度。
前陣子，他觀賞了一名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受到非常大的震撼，「裡面有許多自我凝視的東西，檢視自己的創傷、檢視自己的身體⋯⋯她與『自我』的通道是很順暢的，我發現我拍不出這種東西，我好像永遠需要一個外在的投射，才能反向回來檢視自己。」他承認，這真是可悲，可悲的男性。
一直到今年初，朱駿騰都還會做惡夢，夢到自己在片場想不出分鏡，劇組的夥伴問他下一顆要拍什麼，他給不出答案。原本男女主角敘事比例相對均衡的《河鰻》劇本，剪輯了十個月後，也與最初的設定截然不同。到了今年柏林影展首映，他看著銀幕，還是覺得好多地方沒做好，要是能重拍、重剪就好了。
但不能重來。他說，電影就是充滿遺憾。
時隔多年重返電影圈，過程中朱駿騰受到許多質疑。他自認是直覺型的導演，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才得以完成《河鰻》，他很珍惜電影創作中那種不同於當代藝術的團隊感——彼此依靠、探索與成長。
許多事情是徒勞的，但創作或許不是，「為什麼回來拍電影⋯⋯我對這個世界好奇、對自己好奇，我很想知道，自己還活著的那天可以看到什麼不一樣的東西。那是現在驅動我創作的一個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