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身心狀況的小鴨為了償還家中的債務，選擇在酒店工作。母親得知後，每晚她下班回家時，總會煮好一碗熱湯。米娜，自小與家庭疏離，因父母離異而來到酒店賺取學費，卻不幸被父親的醫藥費和母親的物慾吞噬。小蘭為了撫養四名孩子，於午場酒店工作。一位熟客總是買下她晚上七點後的時段，以便讓她安心接送孩子。
這些發生在酒店的故事，模樣特別，情感卻再尋常不過。「酒店一天，人間一年」道出了這個產業裡見怪不怪的眾生相，也揭示了酒店公關（小姐）們背負的社會結構與身份困境。缺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有限，因此運用身體資本進入性產業，結構性貧窮下，女性更容易因家庭責任而陷入經濟困境，並被迫從事高風險的情感勞動。
《酒與妹仔的日常》記錄了一群女子的下海與上岸，由文字工作者、戲劇教育工作者林國峰撰寫。他們稱林國峰為「老師」，源於高中戲劇社的師生緣分。也許正因為林國峰與學生的親近，畢業後來到酒店上班的學生，仍與他保持聯繫。他成為這群女子信任的「大人」，在他們面對艱難時刻時，扮演助理、司機和圍事，陪伴他們渡過在酒店現場的艱困。
在林森北的路上，林國峰陪伴他們走了近十年。曾任公關的黃蛹與經紀人筠筠共同創辦「酒與妹仔的日常」協會與臺北市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向外界談論性產業的困境與抵抗性歧視，向內則陪伴在高風險產業裡工作的女性。他們一起策劃時裝秀與展覽，舞台劇「酒聞不如二見」中，將包廂裡的日常轉化為行動劇場，林國峰作為導演，接收到不少回饋：「很多人說，這不是酒店的樣子啊，應該更戲劇化一點；其實酒店裡雖有誇張的事，但我們想讓人知道，酒店的日常就是這樣，我們應該去理解它。」
酒店的日常，充滿了各種情感的交織：有人喝得爛醉唱著老歌，有人淚談失敗的婚姻，小姐們維持笑容，俐落地進行桌邊服務，當然也有曖昧與精明的過招。這一切，其實只是一份工作，而當它成為劇場，觀眾卻期待出現八點檔式的濺血、吸毒與鬥毆。
林國峰自身長年關注特殊生、高風險青少年，或許在推動各群體「平常化」的心意是相同的。「就像，其實很多人會問我，老師怎麼會跟酒店小姐產生這麼多互動？我就想問，大家對老師的印象是什麼？」
社會化的標籤，在酒店的修羅場裡，往往更加流動。「很多人以為酒店裡的小姐都是漂亮、溫柔可愛、長髮飄逸。其實酒店就像這個社會，充滿多元的女性，環肥燕瘦、各種個性的都有。」林國峰指出，酒店裡的小姐形象各異，有的人只唱歌給客人聽，有的人甚至可以不喝酒，只陪客人聊天，皆因每位小姐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
人們以為酒店公關皆會做性服務，其實不然；以為尋歡的男子需要的都是色情，事實上更多需求是傾聽。然而，即便如此，仍脫離不了酒店是高風險環境的事實。
高風險環境的低自尊
社團法人台灣酒與妹仔人文藝術推廣協會長期推動性別倡議，在身體邊界模糊的工作場域，他們捍衛公關身為人的尊嚴底線。黃蛹指出：「在酒店，可能有五六成的公關，都會遭受到非自願的性暴力。」若在酒店內發生性暴力，公關的經紀人會向店家索取撫恤金，這在產業內形成一套規矩，因為性暴力如此頻繁，讓女孩們更能坦言自己的受暴經驗。然而，這筆撫恤金不一定來自加害者，有時是酒店為了平息事端而支付。「我們希望公關能夠報案，但讓人心疼的是，我們都知道，報案後，起訴的機率非常低。司法對性產業的偏見，使得這些工作者尋求司法協助的過程極為艱難。」因法律失靈，才需透過經濟補償處理性暴力。
由於性產業工作者與客人之間的親密互動，法庭上難以形成「非合意性交」的證據。「很多人認為，『侵犯』必須伴隨激烈的反抗，甚至受傷，但酒店小姐的情況較為複雜。」更多時候，客人未必理解，酒店公關是有身體界限的。
所謂酒店的日常，反映出亞洲社會的應酬文化，男性在這樣的場域交換商業資訊、交流情感，評估對方是否為能合作的生意夥伴，公關則成為社交的價值象徵。在這樣的場合，客人與公關的互動、點多少公關，皆展示出男性的社會價值。筠筠說：「這是商務客人的常見模式，對他們來說，不對小姐毛手毛腳，反而不是正常男人。」
「在酒店工作的小姐，身份證是很常不在身上的，為了應付警察臨檢，你必須把證件交給店家，身份證要交給別人持有，這麼不正常的事，在酒店裡卻是常態。」又或者，公關若想換經紀人，必須向原有經紀人付費五萬，買回合約，宛如買回賣身契。
「我們想要的，只是基本人權而已。」
筠筠認為，在 AI 時代，人與人的距離愈發遙遠，寂寞經濟將愈加興盛，陪玩、陪聊、出租情人等各種陪伴服務層出不窮，消費門檻高的酒店或將逐漸退出市場，但人類依然需要情感上的療癒與支持。酒店、陪侍等情慾產業是否有機會能轉譯原本的存在價值與框架，讓「陪伴、充能」的服務創造出更好的制度？
酒店，另一個偽家庭
很多人以為公關們最討厭的場所，大抵就是酒店，其實，酒店對他們來說，反而有時像舒適圈。
書裡描寫，產業內工作者們害怕的地方，其實是警局、是銀行、是法庭。
你是誰？發生什麼事？你做什麼工作？——這個起手式，他們已經很熟悉了。警政司法沒能成為接住脆弱者的系統，因為詐騙或權益受損前往這些地方，但往往被二度傷害。這些場域，反映出社會對性產業的道德譴責、階級與性別的交叉歧視。
比起酒店，有時，家庭的餐桌、朋友的聚會，更讓他們感到不安。無法安心地在餐桌上吃飯、回家過年，跟朋友在 KTV 裡唱歌時，不自覺以為在工作，甚至開始做起桌邊服務。
原來植入他們身體的經驗這麼深。
黃蛹說，直到近年，讀了上野千鶴子的《始於極限》，才開始思考，酒店這份工作之於生命的影響，《始於極限》記錄下上野千鶴子與曾做過 AV 女優與酒店公關的鈴木涼美的對談，在不同社會位置思辨著女性角色與意識：「雖然我們可以跟大眾說，為什麼我們要爭取酒店小姐的基本人權。但是在朋友聚會上，你很難跟他們說，你在工作上遭遇什麼事情。」隱隱的不適感宛如卡在肌膚下的刺。當曝露自己的酒店工作身份，往往會引來這些問題「你有做 S 嗎」、「你有吸毒嗎」，在開口以前，他們就已經被定型。
正因為酒店場域中的所有人沒有異己之分，大家都是因為某個迫切的理由來到這裡工作，這裡成了有歸屬感的地方。許多公司要求公關以如爸爸、哥哥稱呼身為「照顧者」的老闆或經紀人，黃蛹反思：「但這樣的歸屬感是好的嗎？其實不是，這種歸屬造成了圈子的封閉，使小姐們在遇到困難時更難向外求援。」
在酒店裡，有許多女性是在成長期間沒能被家庭接住的人，來到酒店，他們適應著另一種家庭生態。筠筠說明這樣的「偽家庭關係」：「公關與經紀人之間會形成利誘，因為公司與經紀人會提供公關生活起居，例如居住、接送，或是偶爾送一些小禮物。因經紀人可以在公關的工作環節抽成，這種關係也會互相綁架，有時會變成公關離不開酒店的理由。」由物質構成的禮物關係，轉化為公關的實際產值，成為偽家庭的運作邏輯。
「對小姐來說，經紀人若很帥、很有能力，則是在展示她們自身的價值，但這也會產生炫耀的資本，小姐本身需要用勞動力去回應。」筠筠談論偽家庭的情感：「但你說，這一切都是假的嗎？人類是複雜的生物，即便有利益關係的牽扯，這些感情依然是真實的。」他曾擔任經紀人，深知照顧者的角色認同，疫情期間，整個產業停擺，許多小姐面臨入不敷出，「有經紀人每天來到協會，向我們索取奶粉、尿布、物資等，繼續扮演小姐的照顧者。」
望向初入行的黃蛹，18 歲的他考上服裝設計系、北上讀書，在燒錢科系裡，他選擇去酒店上班。然而，酒店公關需要「偽家庭」照護，是因為他們缺乏家庭提供經濟與情感支持、社會認同，在充滿風險的路上長大成人。回過頭來，他不知道自己已經走了那麼長：「我記得，很近期，我跟我媽媽說了我工作上的事，我們從來沒這樣談過。」經歷了許多血淚，黃蛹好像是先學會了照顧別人，才開始照顧自己，他為自己也受過的傷，在組織裡為同樣的人努力著。過去，他無法與家人開口的「晚上那個」工作，終於能被媽媽靜靜地聆聽與接受。
寂寞經濟下的男性
在酒店的包廂裡，恆常存在著多種寂寞。對公關們而言，困難也在於這個產業裡的多情與憐憫。公關與客人、經紀人的關係，可能產生深刻的連結。黃蛹談及這個龐大的寂寞經濟：「看向酒店的客人，不論是商務客、兄弟客，他們的特質往往相似，皆需扮演好爸爸、好老公，無法排解工作壓力，酒店便成為放鬆的場所。」
這些無法在妻子、小孩面前示弱的男性，常在酒店裡笑著、哭著，猶如小孩。「東方社會的男性承受著隱忍的特質，被要求成為陽剛的存在，成為家庭的支柱。」因此，宣洩在酒店內的行為與語言，對酒店公關而言，往往形成不對稱的權力壓迫。「他們是權力結構下的受害者，尋求在另一個掌握權力的地方抒發壓力，或卸下角色，當他們可以做那些『平常無法做的事情』，就可能衍生為酒店裡的風險，例如性暴力、性騷擾。」他們買的是：在「安全空間」展現真實情感、展現男性價值，實踐權力補償，透過消費女性獲得控制感。
作為生理男性的林國峰，旁觀這些酒店裡的男人，「有時，我看到的是，他們在這裡尋找的，往往是他們的缺失。書中提到一位客人，是軍官退役，會找小姐來，並不做什麼，只是訓話，他習慣了軍事化與權威的一切，只要他在社會中感到不安，就會去酒店訓話小姐訓話，這一幕實在很荒涼。」在書寫時，林國峰努力呈現不偏頗的真實，描繪各式各樣的小姐與客人，開啟不同身份對話的空間。
筠筠從酒店生態看見臺灣社會過去對性別教育的僵化：「在社會上不被允許脆弱的男性，可以在這裡展現自己的真實樣貌。或許比起女性群體能夠自然地擁有支持與安慰系統，異性戀男性是更僵化的角色。當男性有情感需求、需要被安慰的時候，更常收到被瞧不起的回應。」酒店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這樣的社會功能尚未被其他方式彌補。
雖然這樣的男性是需要被理解的，但他們也確實在許多公關的身心上留下傷害。生活中，有許多時刻，會勾起公關的創傷反應，例如看見長官、建商、金融業、電子業、土地開發業者，例如喝威士忌，因為身體裡的傷口一直沒好，習慣與忍難著發炎的隱隱作痛。
真正的溫柔鄉
酒店公關們在上班時服務客人，下班後，他們偶爾會去女子三溫暖。在書中，林國峰寫下了酒店經紀君君的願望，就是蓋一間女子三溫暖。復興北路附近有一間叫「伊莉莎」的女子三溫暖，是酒店裡的公關、行政等，下了班後會抵達的場所。
他們通常不互相打擾，保留給彼此安靜的溫柔。他們多為辛苦人，在接近清晨的時段造訪這裡，一眼便能看出彼此，微笑相視，這是女子們心照不宣的默契。
在酒店產業中，不乏單親媽媽、脆弱家庭與貧窮家庭。筠筠指出，這些人面臨的不僅是經濟困難，還有情感上的孤立無援：「許多脆弱者面對的不只是債務問題，還有親密關係中的情感依附，貧窮家庭的議題往往複雜。在我們的個案中，五六成的問題，可能不是工作上的，而是自身的心理議題。」這也是這個產業內常見的後遺症，情感勞動要求工作者在提供服務的同時，抑制自己的情感，對心理健康造成了相當負擔。
筠筠出身於脆弱家庭，母親患有思覺失調症，「我必須拿錢給我媽媽，但不能去她家，只能約在外面見面。」為了支付母親的醫療費用，他在大學時期開始工作，曾擔任三年的公關與九年的經紀人。筠筠內建著善於同理、照顧他人的本性，這使他投入酒妹的行動，最常做的事是撰寫各項補助與企劃書，讓協會與工會有資金運作。
發言起來頗具氣勢、條理分明的筠筠說：「倡議路上，也有人問過我們，要不要去選議員？對我來說，我們只是想照顧眼前這些看得到的人，讓大家感覺到我們一直在，我們想做落地的事。」
這群人需要的是社會提供長期的陪伴與支持，「伊莉莎」裡有可以洗澡、睡覺、抽菸的地方，僅有女性可以進入：「在那裡，我們覺得很安全。」
「酒妹」彷彿也是這樣的存在。黃蛹說，一開始做，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只是知道有人需要被打撈，邊做邊學。「其實我們做組織，不是有什麼偉大願景，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平凡人，在工作成長的過程中，用肉身去承接了很多事，在這之中，一直有很好的人接住了我，以至於我可以走過，也才讓這個組織、甚至是工會成形。在互相支援的同時，好像也療癒了我的創傷。」
他與筠筠號召更多人，從零到一做專案管理、寫補助案，舉辦自策展、做劇場演繹，也是一次次的敘事重構。從心理諮商到司法援助的轉介，從家暴庇護到經濟支援，形成一個互相支援的團體。在林森北的酒店業內，一群素昧平生的姐妹，拔地而起，造出一個新的系統。以酒妹為中心形成一股強大的「sisterhood」，接住下一個可能掉落的人。
在《酒與妹仔的日常》中，故事裡的紅湄如常做著一個夢，畫面裡，一個小女孩，在餐桌上，與父母一起吃著飯、笑笑談論學校的事，睡覺時，他能安心地閉上眼睛，期待明天與父母一起再共進早餐。他們的願望，如此平凡。
《酒與妹仔的日常》
作者｜酒與妹仔的日常、林國峰
出版社｜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