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毒親到無親，在「代理家人」找回家的答案——菅野久美子《拋棄母親》

在菅野久美子的世界裡，最令她畏懼的是父親的書房。每當放學回家，母親便召喚她進入那片陰暗的空間，隨後用毛毯緊緊勒住她的頭，直至她的呼吸變得微弱，意識逐漸模糊。母親巧妙地讓她無法呼喊，身上也不留痕跡。

那一年，她才四歲。

當久美子從昏迷中甦醒，母親卻以異常的溫柔對待她。幾日後，母親又將她的頭壓進水缸，冷淡說道：「要是沒生下你就好了。」每當此時，久美子總是急忙道歉。

書房對母女而言，是父親逃避現實的庇護所。他沉浸於村上春樹的小說中，對她們的存在視若無睹。

往後的日子裡，無論是蓋被子還是泡澡，久美子始終無法擺脫四歲時的恐懼。

複製母親的陰影

幼年的久美子曾經想殺死自己的弟弟。

她用雙手勒住他的脖子，若非鄰居聽見哭聲，這或許會演變成一場悲劇。自弟弟出生以來，母親對久美子的身體暴力和冷漠愈發嚴重，因為只有在虐待她時，母親的注意力才會集中在她身上。久美子在幼時將此錯認為愛。

她經常聽見父母的爭吵和摔物的聲音。母親自認無能的先生綁住了自己本該有的自我實踐，為了逃避空虛的婚姻，她迷上了一種宗教，背著父親帶著久美子進行奇怪的祈禱與驅邪儀式。家庭中的暴力如同邪教般蔓延，令人難以辨認其根源。作為父權體制的受害者，母親將自己的痛苦轉嫁到女兒身上，形成了代際創傷。

母親對久美子的要求極為苛刻。她努力成為母親心中的「特別的人」，在學業和才藝上過度追求，卻無法享受童年。久美子成為母親向家族和鄰居炫耀的資本，並在這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自此，她開始不分晝夜地寫作，只因母親在她得獎時會給予讚賞。然從亞洲文化放諸台灣教育，諸如此類控制兒童的手段十分常見——精神虐待，否定基本生存；或以學業成就給予條件式承認。

隨著年齡增長，久美子的身形逐漸超過母親，母親開始以精神威嚇取而代之。她會在情緒不佳時，手持菜刀追趕孩子，口中喊著威脅的話語。

在久美子的故事中，母親對待自己輕薄，卻對弟弟寬容，但比起重男輕女，似乎更可以解釋為，母親將女兒視為自己的延伸，所以久美子前半生都沒能活成獨立的個體，母親透過她實踐自我，彌補生而為人的匱乏，把性別不同的兒子視為他人，因而兒子相較女兒，不易成為母親的替代品。

暴力的繼承

母親將自身在父權體制下的痛苦投射到女兒身上，形成一種代際間的「暴力遺產」。這種暴力不僅侵害個體，更否定了女性的身份。當母親剃去久美子的頭髮、抹除她的女性特質時，實際上反映的是對自身女性身份的厭惡及內化的性別壓迫。

久美子的成長並未如一般孩子般受到呵護。在學校期間，她遭受了嚴重的霸凌。國中時，努力學習的好學生們受到父母的嚴格管教，並在校園內以霸凌弱者作為宣洩的出口。久美子感到自己被社會和學校拋棄，每天都無法控制地感到焦慮，自覺無藥可救，認為自己不應該活在這個世界上。她幾度進入「繭居」狀態，厭世在這段時間如同繭般緊緊纏繞。直到有一天，她掐住了母親的脖子，渴望了解母親為何對自己施加虐待，而母親卻回答：「不記得有這樣的事。」

久美子與母親之間的危險關係，距離殺人與被殺僅一步之遙。

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中，父親的缺席成為一種默許的共謀。他沉迷於個人興趣與仕途，對家庭內部的問題視而不見，冷漠不僅加劇了母親的情緒失控，也使久美子陷入無助與孤立之中。家庭中的權力不平等，不僅是性別間的不平等，更是世代間和情感間的不平等。

久美子開始嘗試自殺。幾次失敗後，她為了逃避家庭，開始到圖書館進行「繭居」，那裡讓她感到更放鬆。圖書館中的書籍使她開始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理解自己與母親的關係。

然而，這份自厭並未在成長後停止。出社會後，久美子在成人雜誌出版社工作，發現自己對 SM 文化產生極大興趣，讓她想起小時候在母親虐待下，唯一獲得關注的扭曲時光。她對 M 在獲得性解放時的痛快感到吸引。採訪工作從 AV 產業過渡到「事故屋」的現場，接觸孤獨死，使久美子再次審視自己的血親關係。

直至離開母親，她依然厭惡自己的性慾。母親的忽視或虐待，使女兒發展出焦慮型或逃避型依附，影響其成年後的人際關係和自我認知。

瘋狂的日本 1990

久美子在 14 歲那年，經歷了「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的發生，這起新聞引起全球譁然，一名 14 歲的少年犯下了日本連續兒童殺人案件。1990 年代的日本是一個充滿瘋狂的時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隨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上出現明顯的貧富差距，被忽視的婦幼群體承受著家父長制與資本主義的高速運轉，在升學壓力下少年少女的痛苦往往圍繞著父母的認可。

久美子進入三流高中後，如同進入社會的試煉場，她目睹各種家庭的變形，許多女同學早開始從事援交。然而，久美子也因為同儕的影響，重新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觀。她讀到了《寫給日本最醜陋父母的信》，這本書收錄了 9 至 81 歲年齡層的人對父母的恨意。久美子意識到：「原來我可以討厭父母。」在她差點被母親殺死以及差點殺死母親的情況下，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鬆綁。

當久美子開始接觸女性主義研究時，她重新理解了母親的匱乏，並深入探討母親在婚姻中所遭遇的不幸，以及在原生家庭中的傷痛。她目睹過母親與祖父母之間的激烈爭執，記憶母親激動帶著兩個孩子自殺的情景。即便如此，她仍然無法原諒母親。

在日本和台灣，家庭的核心價值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強調「孝道」與「家族和諧」。儒家提倡的「孝」不僅是對父母的尊重，還包含了對家族榮譽的重視。這種文化期待使得受害者難以公開反抗，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受害者會將施暴者的行為合理化。家庭內部的權力不平等問題，除了實施威權的母親，還有默許痛苦發生的父親，這樣一個空殼家庭裡，住著尚未長大的小孩，與父母。

脫離血緣的「代理家人服務」

久美子持續書寫創作，在紀實文學的路徑下走進孤獨死現場，記錄那些親緣淡薄的故事時，久美子發現日本社會中充斥著有毒父母。現今的「家庭」概念似乎已形同虛設，許多人仍受到根深蒂固的血緣主義束縛，期待子女贍養父母。面對這樣扭曲的關係，她逐漸渴望逃離。

離開母親對她來說，是一個必須在現實中「逃逸」出的選擇。這不僅是個人的決定，更是對抗社會價值觀的戰鬥。一次契機下，久美子認識並開始推動「代理家人」服務。

「日本社會對逃避這樣的行為普遍不認同，但為什麼不可以逃避呢？我們一直在忍受痛苦，自然會渴望逃離。」久美子在其著作《家人遺棄社會》中，寫下了想要拋棄父母的故事。

隨後，她通過投稿文章揭露自己與母親的關係，這篇文章被母親在報紙上看到。小時候，母親總是喜歡在報上看到她的作品，這或許是她最後一次看到女兒的投稿。

我選擇主動拋棄母親。離開生養我的母親，是我此生做過的最艱難的決定，那種痛苦不亞於活生生撕裂我的身體。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能自信地告訴你，如果與父母的關係讓你感到痛苦，完全可以像分手一樣拋棄這段關係。

拋棄母親後，雖然她仍未能修復這道傷口，但至少停止了新傷的產生。往復書寫，或許也是她的制度性補償——透過母親規訓的書寫，與社會運動重建自我主體性。

當親屬關係，不再是家的答案

近年日本民間組織積極推動代理家人服務，以補償結構的漏洞。作為全球高齡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日本根據政府研究預測，到 2050 年，獨居老人人口將增加 47%，單身家庭數量將達 2,330 萬戶，佔家庭總數的 44%。這一非血親家庭照護的發展，正是對政府長照系統缺口的一種支持。

非血親家庭的發展也可能成為彌補家庭暴力和代際創傷的一種途徑。這不僅是對個體痛苦的回應，更是對整個社會結構的挑戰。隨著台灣步入超高齡社會，也將面臨非血緣家庭的多種可能性。在《拋棄母親》一書中，透過「毒親關係」的探討，不僅揭示了拋棄家庭的可能性，鬆綁血親，重新定義關係，是對整個亞洲家庭制度一次深刻的集體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