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總是正裝出席的劉文，穿著大地色系的休閒襯衫走進採訪空間，她是那種會跟隨環境調整姿態的人，周全地考量到拍攝需求：「我想說這個顏色好像比較適合這個空間。」
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的劉文，同是黑熊民防教育協會理事長、總統府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的委員。
見面前一日，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大規模罷免投票日，她說自己已經哭完了，打理好心情，赴約前來。談及大罷免大失敗，劉文深呼吸一口氣：「沒時間氣餒，還不是時候。」
這不禁讓人想起她當年回台的情景，也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時刻。15 歲時，她便在美國求學、工作，直到 33 歲那年回到台灣，正值 2020 年總統大選之際。面對反送中的浪潮，台灣人一方面感受到亡國的焦慮，另一方面又經歷著政黨與地方政權的重組，而疫情更是洶湧席捲而來。她卻選擇在亂世中回到故鄉。
早安，島友們！
回到台灣五年，劉文重新成為一個台灣人。她曾在社群寫下：「家的概念就是習慣的總合。」
習慣了捷運上與人的距離，習慣了鍋燒意麵，習慣了山跟海總是很近，習慣常常有人叫你帥哥美女，習慣路上沒立中柱的機車，習慣桌菜上的台啤。
「我覺得⋯⋯台灣很像動物森友會，生活中會有很多人，一直關心你，吃飽沒、在幹嘛，生活的關係很靠近，就是有那種朋友，好煩喔每天一直叫我去吃飯，但我超愛那個感覺。」劉文笑著說，好了啦好雞婆，眼裡卻盡是迷戀。這種文化的難馴，使得一切更有延展的可能，不斷對既定秩序越界。
「早安晚安長輩圖，走到哪好像都可以跟誰說上一句話，這種生命力只會發生在關係密集的社會裡。」
????早安，台灣，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
在《動物森友會》裡，玩家可以選擇專注於裝飾房屋，也可以花時間釣魚、種花，或者單純和村民聊天。沒有標準答案，沒有既定的闖關模式，每一種選擇，都有它的價值。
【系統提示訊息】台灣人，是什麼人？
劉文以中研院助研究員的身份回到台灣，未曾想過自己會如此深入參與台灣的軍事與民防事務。自疫情爆發以來，台灣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在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的隔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六個海域進行實彈軍演，這是中國對台灣海域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軍演的擴張，也讓台灣更迫切面臨無法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加上我當時參加了許多民團課程，這讓我在學術工作上有研究的轉向。」原先劉文回台後的研究奠基於過去長期積累的性別與族群軸線，看向台灣同志運動的進程，「但局勢變化得太快，理論永遠跟不上世界發生的速度。」
劉文的研究與論文核心關懷始終聚焦於被邊緣化的群體。她畢業於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心理系博士，論文與專書《Feeling Asian American》關注的是——亞裔美國人作為一個種族、性別、階級和性化的群體，如何支撐美國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這份研究起因於 2020 年，美國發生一起非裔男性死於警察不當執法的暴力事件，事件助瀾「Black Lives Matter」這場運動，「當時我參與的亞裔團體被捲入事件，這也跟我所做的論文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社會運動，驅使我去做某些事，可能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回來台灣，我也希望可以做更貼近台灣社會的研究，但這麼多年以來，我發現，自己的研究主題，其實都跟『歸屬感』有很大的關係。」從酷兒認同、亞裔美國認同、到台灣認同，劉文追根到底的是——我是誰？我是什麼樣的人？
1996 年，李登輝成為中華民國政治史上首度民選的總統，中國以武力威懾台灣，發生第三次台海危機。劉文的父親家族中有親戚移民美國，「中共侵台讓我父母認為，作為台灣人，本身是很焦慮的存在。」那一代的父母若是有能力，大多希望孩子有國外經驗與出路。
「這種有危機的歸屬感，我是很熟悉的。」她說的是性別，也是國族。15 歲赴美求學，劉文在美國的時光比在台灣還長。「即使待在美國很久，我並沒有長出美國認同，所以我對亞裔美國人的經驗感興趣。」研究離散族群，刁鑽於「無法歸屬」的感覺，是酷兒的根本，也是台灣的命運。
「在國外，反而會對於國家不存在的感覺更加焦慮。」當她說中文，總被理所當然地歸為中國人。這兩年，她反覆在公開場合拆解「華人」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一個源自清末，為了抵抗外族而捏塑出的「中華民族」；一個在民國肇建時被寫入宣言，又被對岸政權繼承的詞彙。無論哪個版本，「中華」背後，都迴盪著「大一統」的中國中心主義幽靈。
因此，她無法不提問——台灣人，是什麼人？
「華人是一個混淆概念，我甚至會說，它是一個統戰的概念。」從中國離散的華僑族群，常被稱為華人，隱含著統一思想。「要去闡述自己是台灣人，是要花很多力氣的。」
「以台灣學界來說，特別是人文領域，一直有著大中華思想，其實在學界，一旦要強調台灣主體，就會被放上政治化標籤，是非常扣分的，大家會對你的研究不信任，當你被貼上台獨標籤，會影響到研究的信譽。」發出異聲，不只是學術辯論，更是「在挑戰整個權力結構。」
她能如此自由地言說，正因她來自那個結構之外。「我一開始在台灣沒有包袱，因為我不知道講這些話會得罪誰。但『去華性』，明明是這麼基本的事。」她提起 1970 年代末的「本土化心理學運動」，一個試圖將台、港、中三地心理都歸於儒教文化的理論。「這理論矛盾的地方在，三個地方有截然不同的殖民歷史，文化根源怎會相同？但在學界，這卻是個不可說的祕密。現在，總得有人把那個祕密戳破，讓更多人理解，從來就沒有什麼穩定的『中華性』。」
若有穩定的中華，不會有共軍逼台，不會有外交孤立，不會有國安法實施，不會有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造，不會有親中派立委控制台灣立法院決策過程的情況。
從小處著眼，劉文與黑熊學院抗衡的是不當的政治程序導致社會分裂、民主削弱，逐漸弱化台灣的主體性。因而，他們由下而上地強化台灣民主體質，從教育與知識，為公民加裝思想裝備。
【資源小提示】別忘了每天檢查自己，可能會有隱藏的資源！
劉文的研究與行動，始終圍繞著被排除的群體。烏俄戰爭爆發後，台灣學界掀起一場辯論。部分人文學界前輩公開反對美國介入烏克蘭事務，劉文與年輕學者則站出來提出不同的論述。「我們的反戰主張不是投降，而是要增強軍備與韌性。」這一觀點在學界引發正面衝突。畢竟，過去學界更常談的是兩岸關係、而非台灣韌性。
促使劉文選擇的，不是黨派、派系，而是理念與路線是否吻合。今年，她在邀請下成為總統府推動的「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顧問：「如果他們重視的是民防韌性，那我們的理念就是一致的。有人可能會覺得這叫收編，但我認為，這本來就是我在倡議的事。」
看向委員會的名單，劉文在裡頭，是一個特別的存在。
無論是她的年齡、性別、或酷兒身份。
「台灣的軍事議題長期年長期都是男人在把持，直到近年才有變化，第一，是有本土派的軍事專家在民間崛起，第二，是更多女性關注這個議題。」劉文認為，自蔡英文第二任期增加國防預算、改變國防結構，提升軍人的待遇與形象，這三年來女性自願役比例也從 14%提升至 16.9%，讓更多女性願意參與國防討論。
成為黑熊民防教育協會理事長後，劉文一邊做學術研究，一邊奔走於公共事務，除了向島內倡議，也積極連結海外 NGO，擴充台灣的民間外交後盾。劉文以酷兒身份參與議題，也讓過去公領域談論「民防與軍事」多了新的聲音，例如黑熊學院在推出避難包時，可以做到的分眾類型更細膩，有女性避難生理用品組、孕產家避難須知，教學寵物避難包怎麼準備，細膩到考量貓貓狗狗小鳥兔子小型鼠⋯⋯
多元，說的其實是，考量到更多種立場。
「作為一個女同志，或是一個女性，對風險的感知本來就較高。我會計劃未來二十年的生活，會擔心自己在哪裡能夠生存，如何生存。」性少數在戰爭中的危機感，不僅包括民生水電、糧食、人身安全，更涉及性暴力和基本人權的保障。
「即便是一個新的政權，我都會擔心，我跟我的伴侶權益是否會受到支持與保障，我們是否會被認為是有基本人權的？」
「妳之所以會計畫很長遠的時間，是因為妳知道『社會保障妳的存在』這件事，是多麼脆弱。無論是身份或認同，都有很多的不穩定性。」酷兒必須耗費加倍的力氣，去向世界證明自己存在的正當性。「光是說服大家『同志是人權的一部分』，就花了多少時間。這種存在的焦慮，讓我對風險高度敏感。碰到很多議題，我會想，如果不先站出來，還有誰會為你出來？」
歡迎來到我們的島嶼
在台灣森友會，她終於找到自己的島友。
既要照顧居民的需求，又要規劃島嶼的未來發展，這有點像劉文現在的主線任務。動森裡的日常，可以選擇完成任務，也可以只是靜靜地感受。
劉文本來屬於後者。
先於學者，劉文曾是一個寫作者。劉文創作得很早，2006 年與 2012 年分別出版了《一則必要的告解》和《集體心碎日記》。這段早慧的時期，詩與小說混血，以文字鑿開女同志的認同迷宮，探索身份認同與在異鄉的離散經驗。
「酷兒真實的意義就是在邊緣執著的生命力。」
《集體心碎日記》
「那時的心理狀態是，我很想要被看見或被聽見，現在作為學者，會認為我需要溝通世界的事、而不是我個人的事。」這樣的背負成為包袱。「我發現，要被聽見的話，就不能只是講我的故事。」
細數她在意的題目，都可以回到她的歷史裡——從少數族群到酷兒群體，從國家認同到自我認同。沿著性、種族、國族、性傾向的軸線，拆除文化霸權身份，追尋原初的身份認證。
當劉文漸漸被推到某個位置上，不自覺進入冒牌者症候群心理：「我怕自己被認為不夠有能力。」收攏起感性：「我作為一個巨蟹座，見到你時，會想告訴你我所有的歷史、我害怕的事情，這樣你就可以決定要不要跟我相處。但我在美國這個社會，也被訓練成，要成為一個成功的、面向大眾的人，得是一個能解決問題的人。沒有人會暴露自己的脆弱。」
左手握著公務，右手執著研究，寫作在她裡面。作為心理學者，她曾在精神科病房院實習：「我的共感能力太強，那對我來說是種折磨。」她憂心情感越界，學術成為她保持理智的庇護所，一個安全的框框。
美國調和出劉文的保護色，也讓她理解，要定位自己的歸屬感，有時，真不是這麼私密的事，「我理解大眾需要什麼樣的倡議者，我會覺得我要努力變成那個角色，作為這個領域的性少數⋯⋯我會覺得，其實在政治場域，成功的女性還是少數。」
⛫ 島民交流區
進入以男性為主帥的政治、軍事議題守備位置，劉文作為一個酷兒、女同志，並不抹除自己剛柔並濟的特質，「很多人認為，女性進入公領域，要表現得很強悍，要模仿男性的姿態，大多數我們熟知的人也是這樣，因為不這麼做，很難有人聽妳講話。」公領域也形同一個表演場合，劉文不使用鏗鏘有力的手勢、打動人心的口號，作為一個倡議者，她習慣保持中性且溫和沉穩的聲線。
女性在這樣的場合，因性別或年紀而被看輕的父權遺產仍在。「有時候根本不是妳有沒有被看見的問題，而是因為妳的認同、性別，所以妳不被看見。」選擇這條路線，她當然也有割捨，她典藏了一些社群貼文，比如刺青，或者搞砸過的日子（誰沒有）。更謹慎發言，是知道，這條路不是只有自己了，特別是黑熊學院受到抹黑攻擊時，她深切感受，頭銜，扛著的是一群人的努力。
典藏功能，不是刪除，只是把某部分的劉文隱藏。
這個世界對女人如此缺乏想像力。
「我是一個獨派的女同志，我希望可以保衛台灣的主權，這個主權囊括了性別的理想性，這就是我想捍衛的東西。」在劉文的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女同志社群，「無論在學界、倡議界，都有這樣的身影在努力，台灣雖然是性別相對平等的社會，但做一個女同志倡議者，還是沒這麼容易，妳的選擇很少。」要不是變成，能跟男性匹敵的角色、割捨本來身份的特質，要不則是強化獨特的身份倡議，比如以「受害者母親」「受害者妹妹」的身份去面向公眾事務。
台派的想像正在鬆動。過去人們想到台派，無非是衝撞、陽剛、強硬、本土。而像劉文這樣的存在，正在模糊邊界。
「性別本來就是比較左翼價值的議題，不能因政黨與政治妥協，但又必須相互融合。」這也是她至今作為學者與倡議者的焦慮來源。「其實看性別的學術社群，台灣過去在性別運動展開時，部分的前輩反對台灣國族的論述和想像，他們不一定是統派，但反對台獨，以至於學術圈裡，很難有新的聲音，因為那似乎是在抵抗，帶動台灣早期性別運動的一些老師。」
直到近年，本土派的 LGBTQ+ 團體更積極把主權與性別放在同個平面討論，這個社群才有了空間， 「但這些聲音，很容易被整體國家存亡的焦慮感淹沒，所以，我覺得真的還有很多事可以做。」無論是黑熊理事長、或是總統府顧問，對她來說，都是「至少讓這個空間有女性的、酷兒的聲音」。
甚至更往深處看，「台灣對於性別運動裡的酷兒角色，也是還沒談的，大多數人談的是女性角色，但酷兒在運動裡的角色是什麼？」這本來是劉文回台後想要做的題目。「酷兒跟國家的角色本來就很不同，有些人覺得，酷兒本來就沒有祖國，他要持續對國家做批判，所以我現在做的事情，對這樣的人來說，可能是被收編。」
「但我更擔心的是，我們可能會失去台灣。」
不同於西方酷兒理論崛起的脈絡，劉文認為自己不該只是單純批判的人，「我想要跟國家一起參與。」或許被台灣收編，對劉文來說，還算是一件浪漫的事。
初登島篇
劉文本來可以留在美國。
「在美國的後十年，我對美國是失望的，美國是一個只關心自己的社會，例如種族、性別議題，要去談亞裔美國人、台灣主權議題，都是非常困難的。」
確定自己想回來，是在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劉文積極參與海外運動組織，認識許多關注相同議題的留學生與長輩，重新與台灣社群連線，「我身邊很多人，在太陽花學運後，回來參與政黨選舉、做 NGO，這麼多人願意回來，為了這個國家努力⋯⋯」可能她注定要是活在激情裡的人。
她專注地把博士班唸完，期間又逢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持續在紐約召集集會遊行，成立小組討論香港與台灣的未來。因為有距離跟時差，使她備感焦慮。
2020 年，總統大選那一年，她回來了，彼時社會正動盪，發生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同時台灣進入漫長的 COVID-19 時代，香港《香港國安法》生效為台灣蒙上一層陰影。
「我終於回來了，終於跟大家成為命運共同體。」
想像劉文留在美國的生活會是這樣：博士學歷，在大學任教，冬天剷雪、夏天去湖裡游泳，「這樣安逸的美國生活，對我來說很沒意義，就是等退休。」
「如果我退休才回來台灣，我還能做什麼？我跟台灣的關係還剩下什麼？」
她決定回來時，或許早就知道，她是回來和台灣一起做點什麼的。
搬回台灣的體感是這樣，「即使美國遭受過 911 恐攻，你仍知道那是一個安全的國家，但當我坐在小吃店裡，聽大家談論選舉，看到大家在造勢場合流眼淚，明確感受到共軍逼台的威脅感，這個在場感，是很真實的。」
劉文是情感先決，「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們、台灣人民都一樣害怕，那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
回歸不僅是地理上的移動，更是一場身份重構。
踏上這片土地後，卻也始終有點不自在：「因為我的國際經驗跟學歷，好像讓我會被看見，那如同一種特權，但我很排斥一直賣弄國際經驗的人，要知道，美國社會是很多元的，它有很多酷社群，也有很多被壓迫的社群。」活成別人羨慕的成功，她卻感到不安。出國多時，她回看台灣，反而欣賞這個國家更重視多元性，無論族群或性別：「我們需要更重視這個多元裡面是什麼，例如看台灣移工的生活跟文化為什麼扞格。很多時候大家嚮往的是現代性，但我認為，台灣有些特質，是我出國時很想念的，可以說那是各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痕跡，自然地在這片土地融合後生長出來的樣子。」
「這樣沒有經過修飾的台灣很真實。鐵皮屋、招牌，這些不整齊的東西彰顯著台灣裡頭的不一致性。」所有混亂，承載著不同時代與族群的生活痕跡。畢竟在動森裡，「雜草」也是一種可販售的裝飾，誰說園藝等於整潔？
玫瑰少女
「一起」對劉文來說相當重要，她一直走在尋找歸屬的路上。
身為同志，生來就得練就不斷解釋自己，「要解釋你為什麼穿這樣、你沒有想變成男人，那個痛苦就在於，你要不斷地說服別人，你的存在是合理的。」身份的不連續性，是不安全感的根源。「我」這樣的構成，由「論述」所堆疊與決定。
「你知道九〇年代T嗎？」啊，果然是骨灰級玩家。
在還沒定位自己的酷兒身份前，她受邱妙津、葉青等人的創作滋養，理解自己。那是台灣創作開始發展女同志敘事的年代，但多數女同志的結局，都很悲傷。「那時候 BBS 上會有很多種悲情發言，有些女同志會分享自己的故事，都是那種——我可以愛妳很久，就算妳結婚，我也會去婚禮現場支持妳，你能想像嗎？」露出一副「不可能吧」又快速轉變為「苦主本人」的表情。這些九〇年代的女同志故事是劉文的戀愛與認同啟蒙，不難想像，她總暗自擔心自己不夠格的悲觀色彩。
《一則必要的吿解》與《集體心碎日記》場景都在西雅圖發生，但西雅圖的戀情就像夏天一樣短暫。她早期的作品裡透露著自毀傾向，作品裡剛到西雅圖的主角患有厭食症，在失戀與熱戀間錯身，總是與漂亮女孩談著不健康的關係。
說來也合理，九〇年代長大的同志很不幸——1994 年北一女中學生，林青慧與石濟雅因相愛而殉情；出版《鱷魚手記》和《蒙馬特遺書》的邱妙津自殺於 1995 年；2000 年，因陰柔氣質被校園霸凌的葉永鋕，最後倒臥廁所血泊中離世。
這些玫瑰少年少女們，還來不及看見，台灣社會氛圍能重視性別氣質、以及同志婚姻合法化的那天。
他們究竟是自願消失的，還是被消失的？
「我每一任女朋友的父母，幾乎都不會知道我的存在。」這種被隱匿的狀態成了常態，即使想昂首闊步，也會不自覺低頭。
九〇年代的詛咒如鬼一樣附著在她的命運，「我甚至會覺得，對方如果願意跟妳在一起，妳一定要花加倍的力氣去愛她。」一個拉子、一個酷兒的討好型人格養成，是因為：「妳要加倍地努力，妳才能被愛。」劉文的悲情羅曼史本格，使她迷惑經常，可能如此，她才鑽研塔羅。塔羅其實就是一個說故事的人，探過直覺與反思，與內在自我連結，投射看待世界的觀點，那不也是，她創作的後途。
誰說政治專家不能是迷信阿姨呢，不安的人大致都對水逆瞭若指掌⋯⋯想和誰一起成為命運共同體，也是她巨蟹座的戀家執念使然。
很多事她都看來游刃有餘，背後是埋頭苦幹與長時間的氣候養成。劉文生成長於一個被視為菁英的家庭，擁有良好的家世背景，父親是醫生、母親是教授，「從小就超有壓力，即使我成長期間一度想投入藝術相關領域，但會覺得就是那個女同志的焦慮、或是家庭的範本，讓我覺得，不行，我需要先養活自己、被社會認可⋯⋯」危機感，促使她成為現在的樣子。
酷兒不是在建構新身份，而是去重新敘述「已經存在」、但被指定為文化上不可感知與不可能的，去擴散性與性別的型態，在這個重新敘述裡，劉文也在找自己的答案。她字寫得好，擅長拍照，都來自她所謂成長期間的小分岔。不過，她是不太允許自己，先於別人，選擇自己的。
「那妳還會想寫自己的東西嗎？」
「會啊⋯⋯但那需要一個階段，可能十年後吧。」
劉文的母親曾對她說過，若是有可能，希望劉文這一生不用賺大錢，但要做對社會有用的人。這大抵是，走過台灣經濟起飛與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的五六〇一輩父母的肺腑之言。
什麼是有用的人？這成為她的冠冕，她的魔咒。
與小吃店阿姨、早餐店大叔、小貨卡司機，成為台灣森友會的一員，建造房屋、招募島民、設計服裝和道具，讓所有在場，成為有用。
沒有什麼非做不可的主線任務，最大的任務，是與這座島嶼和島上的居民，一同生活下去。
「台灣的夏天真的好熱。」面對窗外溽暑，這則抱怨聽來帶有幾分開心。明天依然是不確定的，但此刻，她正在與島民們享受島上的溫度——
集合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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