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活著的，鏡頭裡的家和明天——專訪攝影師唐佐欣

唐佐欣的大學生活和大部分人想像的不太一樣。

2017 年跨年夜，她跟著「大觀事件自救會」到總統府前潑漆表達抗爭訴求。新年禮物是每人一條毀損罪。

當時唐佐欣是臺大大新社（大學新聞社）的社員，應驗了社內流傳「從寫新聞變成上新聞」的俗諺，一雙雙執筆之手舉起抗議牌和大聲公，他們在大觀社區反迫遷行動中與居民並肩站上前線，數度被警察架走，身上累積了不少官司。

一開始唐佐欣並沒有想太多，只是社區裡朝夕相處的叔叔阿姨、弟弟妹妹們的家要被拆了，她沒辦法冷眼旁觀。

抵抗的姿態

國中時，學校依照考試成績能力分班，唐佐欣被分配到資優班，師長時常告誡他們不要和放牛班的孩子混在一起。在真正出社會前，學校裡已經有了階級。她記得，那時有位阿嬤會在午餐時來班上打包飯菜，同學總愛私下戲謔地喊她「乞丐婆」，她很早就意識到這種玩笑背後的惡意，同儕間不明所以的優越感讓她很反感。

她在高中時讀了顧玉玲老師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和 TIWA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出版的移工攝影集《凝視驛鄉》。後者是一本移工攝影集，協會舉辦攝影工作坊，邀請移工用相機記錄下自己的臺灣生活，透過觀看視角的轉向，創造出第一人稱視角、更貼近現實的移工議題敘事。這成為唐佐欣往後書寫與拍攝社會議題的啟蒙。

讀臺大社會系期間，她幾乎大半時間都跟著社團跑遍臺灣各地大小社會運動：「還我七天假」¹、「秋鬥」²、同志遊行⋯⋯。接著，她在一場聲援晚會裡，走進大觀社區。

那晚在居民家吃的一頓飯，讓唐佐欣往後幾年在大觀社區也有了「家」。

2017 年，大觀社區的居民們數十年前手胼足胝買下的房子，因政權更替導致土地產權不明，1966 年，在居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土地被登記國有，並於 2008 年被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提告。2016 年，居民全體敗訴，面臨罰款與拆屋還地的執行，由居民黃炳勛為首的「大觀事件自救會」展開抗爭。自救會成立初期，他們邀請學生來社區聚會吃飯，交流自己和社區的故事。

他們多是 1957 年受招商到「婦聯一村」周圍福利中心做生意的軍民軍眷，沒有人料到辛苦打拼買下的房子竟然是國有地，自己突然間就成了「惡意侵佔國土」的被告。沒有人是天生的抗爭者，可是為了家和「違占戶」的污名，他們要挺身而出。「抗爭以外的我們就是尋常人家，與大家一樣過著二十四小時的日子。拼死拼活地在抗爭也只為了長久以來遮風避雨的空間，這空間容納著每個家戶的情感羈絆。」大觀社區自救會居民黃炳勛自陳。

2017 年 4 月，先前曾被找去拍大觀擋拆現場的唐佐欣決定正式加入自救會。「我想說都去吃過人家的飯了，有什麼忙就幫一下啊。」她帶著相機走進居民的家，記錄他們的故事，也成為了居民們鏡頭下的主角。

有位居民的國小女兒總是在他們開會時，安靜地坐在一旁畫畫，女孩好奇這群頻繁進出家裡的哥哥姊姊們都在做些什麼？有次唐佐欣把自己的舊相機交給她，此後兩人經常在社區裡到處拍照，居民看久了會問：「到底有什麼好拍？這邊那麼醜⋯⋯」於是她試探地反問：「不然你們也來拍拍看？」一些自救會的幹部開始拿著相機到處串門子，透過鏡頭重新觀看身邊的家人、鄰居和並肩作戰的夥伴們。拍照讓他們終於能為自己的家留下些什麼。

抗爭現場裡，被高高舉起的相機也成為他們自保的武器。每當有成員被粗暴壓制在地時，他們會以「相機」威嚇警察：「我有翕(hip)著恁警察拍(phah)阮學生」。一手揮舉布條，一手默契地傳遞相機，彷彿在按下快門的瞬間，他們才短暫地擁有力量。

這樣的力量卻始終不足以抵擋權力以怪手之姿攻陷屋子。

2019 年 8 月 1 日，大觀社區完成拆除，運動以失敗收場。

逃避並不可恥

大約在運動接近尾聲的時候，大家有了以紀錄片和書本記錄抗爭歷程的共識。唐佐欣負責書的編撰。

做書這條路卻走得比運動本身還久。過程中唐佐欣經歷許多掙扎，一方面她認同出版書籍能為運動留下公共紀錄，對於臺灣社會運動發展是重要的事；另一方面卻打從心底抗拒再次碰觸這段回憶。好幾次她打開電腦想要整理照片資料，整個人就像當機一樣，什麼都做不了。

點開資料夾，是居民的日常與他們為房子、家當拍的照片；有自救會上街吶喊，被警方壓制的激烈場面，也有成員為彼此擦淚的時刻⋯⋯。照片帶她一次次回到現場，翻攪起難言的情感。她想起運動的點滴，那裡的高壓氛圍像一面鏡子，照映著人與人之間既緊密又緊張、袒露又脆弱的複雜關係，自身的議題也隨之現形。

與團體共事，即便大家目標一致，仍多有摩擦。唐佐欣自認是個抓不好自我界線的人，只要感受到哪裡需要幫忙，她會下意識地承擔起責任，回過神來才發現有些犧牲早已超出自己能負荷的範圍。「運動結束後，有一部分的我完全不想要繼續待在這個圈子，想去找所謂正常、跟這些都無關的工作；可是又覺得，我還是很在乎這件事⋯⋯」

她求助醫生，醫生告訴她：「逃避並不可恥，而且很有用。」書可以不要做，逃跑是可行的，她的人生可以往前。

在此之前，唐佐欣從沒想過自己可以離開。

儘管她曾數度被運動壓得喘不過氣，逃跑從來不是選項之一。「會不會沒有這場行動、我們沒有那麼密集地在抗爭，社區就被拆掉了？那是不可挽回的事情。」她沒有缺席過任何一場記者會和重要會議，為此犧牲掉大學豐富的社交活動、一些學分、自己的畢業旅行⋯⋯，還有太多。

不過比起居民們即將失去陪伴自己大半輩子的家，自己的犧牲是那麼渺小。她當時這麼認為。

即便醫生說逃避並不可恥，自己卻還沒有勇氣從運動中逃出來。「可能因為我們在運動裡面都會比較陽剛，很推崇那種『做就對了、不要猶豫』的精神⋯⋯」她不想半途而廢，於是說服自己，既然已經申請到補助，就咬牙再撐一段路吧。失去運動時集體支撐的氣力，這段路走得艱辛，仰賴同行友人相助才得以順利完成。

《在夾縫中抵抗：大觀社區影像手記》在 2024 年出版，距離大觀拆除已經四年。

書印刷完成那天，唐佐欣身邊的朋友們興奮地上前翻閱，一面恭喜她，可是她一點開心的感覺也沒有。

她說，那天她只感覺一顆腫瘤終於從她的身體排出。

恨的裡面

「抗拒回憶，抗拒承認，把抗拒當成是一種保護，並且（徒勞地）避開有關的一切，想像斷尾可以求生。」書的開頭，唐佐欣這麼寫著。四年來，一面抗拒一面前行的不只是唐佐欣，還有大觀的居民。

唐佐欣因為做書的關係，在拆除之後仍定期去拜訪居民。她最初是抗拒這件事的，她說，每次和居民們見面，彼此的回憶就會湧現，經常是以淚水收場。記得某次收到強制拆除通知，她經過一扇又一扇比自己家還熟悉的門，來到居民玉聰阿姨家門前，乾嘔的老毛病又發作了。那天在玉聰阿姨家吃飯，她想到這也許會是最後一次，便把平時挑食不吃的全部默默扒光。

飯菜的滋味，連同這棟房子裡的所有回憶，她要永遠記得。

強制拆除後，居民們搬到下一個家，許多人仍經常繞回去以前的家，逢人就指著斷垣殘壁說起這個社區以前的故事；再後來，他們會和唐佐欣說，這個社區這麼爛，乾脆早點拆掉。這些矛盾又反覆的心情，正是唐佐欣的寫照。「我有時候完全不想提，假裝這件事沒有發生過，人家問我大學為什麼延畢，我都會故意避開，有人介紹我是大觀社區自救會的，我也不想承認⋯⋯或是我會說，我那時候就是傻傻的才會去那裡。」

怪手從屋頂落下，心也跟著破碎了，面對碎裂的心，人們習慣以憤恨自圓其說。朋友和唐佐欣說：「你很珍惜那個地方，你有珍惜的事物在那裡。這時候如果恨把你淹沒，想想當初為什麼進來？記錄下你愛的地方、愛的時候。」居民阿姨說：「我覺得我不該再生氣了，因為我已經很努力了。」

要過了好多年之後，唐佐欣才終於明白，那些憤恨的裡面是悲傷，悲傷裡面有愛。

還是要面對明天的太陽

大觀之後，唐佐欣在報導者當特約記者，一邊在樂窩社區服務協會擔任南靖部落的社福志工。社工知道她有攝影專長，便請她帶著小朋友們用即可拍在部落裡拍照，過程中，她觀察到許多都市原住民在成長路上面臨的困境。

南靖部落位於新北三峽與鶯歌之間的三鶯大橋下，是許多阿美族人離開原鄉後建立的都市原住民聚落，因地處邊陲，長年面對著資源不均、拆遷與居住權爭議等問題。在漢人為多的都市學校裡，許多原住民孩子從小在同儕間互動中，經常被貼上「領補助的、加分的、皮膚黝黑」等標籤。對很多孩子而言，原住民這個身份為他們帶來很多負面經驗。直到國高中進入體育班，他們才可能因為相對亮眼的表現，重新建立起自己對於原住民身份的認同。不過再更大一些，面對同儕們詢問關於語言、古謠或是傳統技藝等問題，他們又會因在都市長大，沒有相關經驗而感到自卑。「在都市裡被歧視，在部落原住民之中好像又矮人一截，有種兩邊不是人的感覺。」

根據原民會，隨著都市化發展，臺灣目前有超過一半的原住民族人口居住在都市地區，已經超過居住在原鄉的人口。許多人離開原鄉後投入營建工程、製造或服務業等勞動市場，其中營建工程業的比例尤其高。另有數據顯示，原住民族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工作非典型工作的比例高於整體勞動人口，平均收入與教育資源始終存在落差。

有幾次，唐佐欣陪著孩子回家，問他們爸爸媽媽在哪裡，他們會說，「我沒有爸爸媽媽」。隔代教養是部落裡常有的事，有些是父母到外縣市工作，久久回來一次，或者，出去後就沒再回來。「可是我覺得他們是有韌性的，會發展出自己的一些生存策略。」

唐佐欣的親和讓部落裡的大人小孩都與她十分親近，他們喜歡說她是自己家族的御用攝影師，開玩笑地以「16 臺的（原民臺）」喚她，家族聚會也總會叫上她。比如前陣子，有個家庭裡的姑姑很突然地過世，他們請唐佐欣到現場幫忙記錄告別式，讓她感覺自己真正參與在每一個家族裡。

在「向貧窮者學習行動聯盟」發起的社會倡議行動《貧窮人的台北》中，唐佐欣發表了名為〈還是要面對明天的太陽〉的展覽作品。她邀請照片裡的主角在自己的照片上面寫字，「我不想要他們的故事由我來寫。」她希望影像不只是自己單方面的凝視，而是能夠容納更多聲音的媒介。展覽名稱「還是要面對明天的太陽」是來自某次與部落家長聊天時的靈感，他們大多從事工地作業，面對燠熱難熬的天氣，有人隨口淡淡地說了一句：「還是要面對明天的太陽。」儘管前方路阻且長，他們仍在每個太陽升起時挺直腰桿。

參與社運、擔任社福志工、走進部落，從一個社區到另一個社區⋯⋯唐佐欣的選擇似乎總是帶著她再一次與社會邊陲站在一塊，曾經想拼了命逃離大觀社區的她會不會害怕再次受傷？

「其實我覺得很難逃啦。誠實面對自己的話，會知道哪些才是我感覺真正活著的時候。」

大觀社區原址現在已是鷹架四起的工地，南靖部落裡的孩子長大後去到了不同的城市。唐佐欣仍揹著相機前行。

「有想過把它賣掉不拍了，但被我弄到太戰鬥了。」既然賣不掉，那就繼續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