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賢賢前來時揹了一個黑色雙肩包，看來沉重，她卻步履輕盈。掛上墨鏡，帶我們走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這是她來回數次的拍攝現場，也是一條怎麼走，都沒有始終的歷史現場。
今年上映的製片作品《看不見的國家》與導演作品《春雨424》都曾在這取景，鐵線圈、監牢、放飯窗口、防自殺軟墊，當真正步行在政治受難者的歷史遺址裡，聽她回首，陳菊在哪間被關了七年、誰在何處接受審判、那裡曾有政治受難的受刑劇場式體驗，手指飛快指著不同方向，如將傷痕定錨，在既狹仄又迷宮般的空間，不由得讓人心生肅穆。
「被」成為國民黨員的年代
在馮賢賢就學的年代，許多學生都是國民黨員。
「我高中時沒有被要求入黨，大學要入學前就很擔心。知道許多學長姐註冊時，在體育館要一攤一攤跑，像大地遊戲一樣完成註冊流程，其中一攤就是國民黨入會的程序。」大學生們自此每年繳交五塊的黨費。當時，軍公教體系內，人人都有機會「被」成為國民黨員。
整個上大學前的暑假，馮賢賢想到可能被強迫入黨就坐立難安：「我每天都在想，怎麼見招拆招，結果很奇怪，那一年，居然沒有國民黨的攤位。」後來才知道，原來是 1972 至 1975 年間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自由派學者在校園內推動反共思潮，掀起一波學生討論與行動，導致國民黨派出警備總部，抄了一個系，停止招生。
「該抓的都抓了，前面已經威嚇完，到我們入學，他們就會鬆一點，威權就是這樣。」當人們提起「那個時代的國民黨」時，說的不僅是黨，而是威權政體的暴力統治，不僅止於限制與監控，而是徹底改造異議者，讓他們順服。「即使當時讀北一女有很多糟糕的規訓，都還可以忍耐，這些勉強與忍耐是被時代逼就，但凡事都有個底線，我不能勉強到入黨這種程度，這就是壓迫了。」
大學畢業那年，對廣播有高度興趣的馮賢賢以第一名考上中廣英文播報員，「那時候兩百名只取一名，是滿難的，我去到現場，想說⋯⋯糟糕了，我如果來這邊上班，我就要入黨，因為中廣是黨營機構。當時進去電視台也都需要入黨，你一定要是黨員，才會有這些好缺。」
所以她原地告訴職員「我不會來上班。」後頭的第二名，高興地抱住她又跳又轉。馮賢賢可是丟了一只金飯碗，她卻鬆了一口氣。
【國民黨員的紅利】
為何戒嚴時期，許多人會成為國民黨黨員？當時，許多知識份子都會入黨，因為若是沒有國民黨籍，不可能在大學任教，也難以進入任何公職。威權政府用選擇性激勵和潛在威脅的組合，讓人民在評估成本效益後，認為配合體制是最佳選擇。
「胡蘿蔔與大棒」並用的方式也常見於現代的政治操弄，通過恐懼壓制異議，以小恩小惠換取順從。例如，歷史上某些威權政府會在鎮壓後提供經濟補貼或社會福利，以緩和民眾不滿。又談及台灣過去在軍公教施予的高福利政策，是通過經濟利益或社會地位的誘導，讓民眾自願支持體制，而非直接強迫。
像個台灣人
大學畢業後，馮賢賢進入雜誌社做藝術線編輯，週末去補習班教托福 GRE，「其實滿賺錢的，但生活很乏味，我就想要出國，戒嚴時代的台灣你能幹嘛？一句真話都不行。那時我非常厭惡那種⋯⋯警察國家 (police state) 的氛圍環境，我其實不是想追求學位，純粹是覺得，在這樣的台灣，我真的沒事幹。」不料遇到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所有台灣人的美國獎學金沒了。「幾個月後，我在校門口遇到一個教授。」教授邀請馮賢賢去美國當助教，全額獎學金與生活費用兩者兼具。
九〇年代初期，馮賢賢從美國工作回來，台灣熱鬧得很，正要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化，經濟快速發展，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如環保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等百花齊放。「很多事都是長大後才開始認知的，在戒嚴時代我們得到的訊息都是被過濾後、扭曲的事實，那正是一個重新認識台灣歷史的時期。」
當時自由思想遍地開花，她進入電視台，有太多好奇，還沒能想起民主運動史上刺殺未遂的刺蔣案。「直到 2018 年，黃晴美過世後，我朋友給了我一本紀念文集，打開第一頁，黃文雄寫說，在刺蔣案裡，我的妹妹黃晴美不是家屬，而是參與者。」
1970 年，時任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應美國國務卿羅吉斯之邀訪問美國，當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在海外的訴求為「停止蔣家政權」。4 月 24 日，蔣經國到紐約市廣場飯店，紐約區的台獨聯盟成員舉行第四次示威遊行，黃文雄朝著簇擁蔣經國的護衛群裡，逼近他身邊舉槍，子彈從蔣經國頭上約二十公分飛過，行刺失敗。黃文雄當場被制伏，被壓倒在地的黃文雄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讓我像個台灣人一樣站起來
台灣在二二八事件後期到解嚴後兩年的白色恐怖共 43 年期間，因思想、言論涉及叛亂罪，被依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條例逮捕的受難者有 8,296 人，其中，有 1,061 人被執行死刑。因此這些台獨主義者，以流亡海外自保。
「在獨派的圈子裡，大家都把黃文雄當大英雄，其次會知道鄭自才。我開始好奇，為什麼這樣一個革命裡的女性參與者，她的角色可以完全被抹煞掉？直到她過世後，她哥哥來輕輕提起一筆，那甚至是沒幾個人能看見的書。」
2019 年，馮賢賢將手邊的開發製作《國際橋牌社》、《看不見的國家》收尾，於 2020 年開始投入紀錄片《春雨424》拍攝，馮賢賢關懷的始終是自覺與抵抗的行動。沿著疫情爆發，拍攝走走停停，一路從台灣、美國、到瑞典，追溯黃晴美、黃文雄、鄭自才的流亡路線。
馮賢賢對紀錄片的貢獻，可談及台灣電視史上首度創立的紀錄片節目《紀錄觀點》，「對我來說，紀錄片是一個很好去說故事的形式，它能乘載的訊息往往是文字難以描述的。」馮賢賢是一位對「真實」感興趣的先行者，她過去經常監製與涉足他人鮮少觸碰的題目，2003 年 SARS 登陸台灣，馮賢賢率公視團隊拍攝《和平風暴》；公視晚間新聞、公視台語新聞、《有話好說》、《誰來晚餐》都是她所催生。她也對創作的多元性感興趣，「當時台灣還搞不太清楚數位化是怎麼一回事，我就推動用數位相機去拍短片的觀點短片展。後來也持續做了三年的當代影像詩。」
破除也是鬆動，她喜愛的是探索邊界，因而自然晃動本來的秩序。「我不會滿足於熟悉的、四平八穩的東西。」
英雄走下神龕
因為討厭簡化的答案，她熱愛探索真實。
在《春雨424》中細看分鏡，三個角色於不同時期的神情轉變，都是紀錄片工作者的追尋與雕琢。黃文雄在剛去美國讀大學意氣風發的自信、行刺前篤定又平靜的神色、逃亡前在紐約地鐵站留下的憂愁眼神⋯⋯。解讀照片與影像的敘事，推演時空轉變間的埋藏的伏筆，是紀實的魅力所在。
追尋線索的六年中，馮賢賢在意的是人物的立體與真實，當舉世皆以亂世英雄看黃文雄，她拍他的寂寞。「頭兩次問黃文雄能不能拍攝這個紀錄片，他都說好，很奇怪，好幾次要請他在鏡頭前談妹妹黃晴美，他都不太能談⋯⋯」
直到很後來，馮賢賢才能體會，黃文雄的政治創傷，似乎比人們所見更嚴重。這加深了紀錄片拍攝難度，黃文雄像仍活在隨時都要提高警覺的流亡狀態，不願透露任何關鍵的訊息。馮賢賢更著力往外爬梳，從當時台獨聯盟成員、幫助過他們的人身上著手，線一條牽一條，慢慢取得能佐證歷史的資訊——曾幫助黃文雄逃難的張維邦教授的日記、黃晴美在瑞典的照片等。
「一直到 2023 年七月去瑞典前，我並沒有太多對黃晴美更深入的理解來源，比如說三人的合照、她與孩子的生活照，持續蒐集素材到後期，才能有真實的影像去推動故事。」三位主角在流亡期間，極力地隱藏蹤跡、銷毀證據，因而這些影像取得不易，經歷了六年，才紛紛在馮賢賢的奔走中出世。然而這也是紀錄片的宿命，你只能等著，還有什麼會出現。
「他們付出的代價，遠比大家所想像的還要大。」馮賢賢注視「英雄」背後的複雜：「我們很習慣單一的歷史與政治，這樣的文化敘事與台灣長期戒嚴有很大的關係。好像大家對刺蔣案的描述，永遠是勇敢啊、崇拜啊，他們有他們的脆弱與創傷，我們卻一直簡化為勇敢。」不僅解構人，也是解構歷史的複雜性，在《春雨424》中，能看到不同人物對事件的解讀，之所以抽絲剝繭：「台灣人太習慣被洗腦的刻板敘事，我們在理解事情的角度非黑即白，即便是反對威權體制、反對國民黨對台灣造成的傷害的群體，也經常落入這樣的窠臼，過度簡化國族與歷史故事，是無法促進對人的理解的。」
大多數人談論黃晴美時語帶憐惜：「每個人都用一種悲劇性的角色看她，說她孤苦伶仃地留在冰天雪地的國家，但我實際走訪瑞典，藉由劉璐娜的觀點理解到，在瑞典的黃晴美，可能是快樂的。」
左派的黃晴美，在相對支持人權與女性的瑞典，更適應社會民主主義和混合經濟的體制。當時的台灣，黃文雄與黃晴美的父母家，都受到秘密警察的監控，甚至於他們的後代，在長大前都不知道黃文雄的存在。片尾，是黃晴美一幀幀的照片流轉，從年長的黃晴美、抗爭的黃晴美、一路到尚未去美國留學的黃晴美，從風霜到稚嫩的臉孔，定格下時間。
回過頭看時間跨度巨大的素材，也慢慢解惑對黃晴美的好奇：「她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在刺蔣案中，她是一個傳接球的角色，一直在默默做事，但她的能力可能超越許多我們所見檯面上的男性精英。我總是認為，人類社會應該由這樣同理心極強的人來領導，不計較得失，在大局前保持冷靜。」馮賢賢認為，典型的男性英雄自我中心強烈，但黃晴美的冷靜自持、為家庭與台灣大局思量、對社會的道德關懷，展現出她獨特的領袖特質。
「我在看她的回憶錄時，讀到，以前她讀新竹女中，那個時代，基本上學校都會要你入黨，黃晴美不願意，笑笑地說，要入黨的話，我爸得是推薦人，他是黨員。」她威權面前急中生智，只為做一個台灣人。
一封信箱裡的已讀信件
馮賢賢是在刺蔣案後大約二十年到美國念書的。
她在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習修比較文學得到博士候選人，大學畢業的初生之犢抵達 Buffalo，荒天雪地，面臨暴風雪、出外頭髮便結冰的時節，她連一件防風衣都沒有，來自亞熱帶島嶼的人民不知風強雪厚，「因為我拿的是助教獎學金，錢只夠拿來買書、租房子，我記得那整個冬天，我都在感冒。」
比天氣更令人感冒的是，當時找馮賢賢去紐約的那位教授，對她性騷擾。
「教授發現我不願意配合他，就向系上說要換助教、把獎學金停掉。」這樣的 #MeToo 版本，我們似乎聽得很多，但馮賢賢寫了一個不一樣的結局：「我跟系上說，請你們去看我的評鑑，也可以去聽聽學生對我的看法，他們看了，也覺得說我確實很有實力、教得很好。」
敘事有新的可能，「我跟他們說，他之所以停掉我的獎學金，是因為他性騷擾我。」
即使是 1980 年代的美國，也覺得性騷擾是件鳥事。他們也就摸摸鼻子。「你怎麼能不去舉報他？他每年利用學校給他的獎學金，去物色下一個女生。」
「這跟我在台大唸書時，學校處理教授性騷擾我的方式很不一樣。」就讀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時，馮賢賢舉報教授性騷擾，她寫了一份自白書，「然後就這樣，他們什麼也沒做，文學院歷屆的院長，都知道這件事，因為當年我留下來的自白書是有留在院長信箱裡的，他們都知道這件事，然後看著這位教授繼續去騷擾女學生，三十年。」
直至時效到期，他們銷毀了檔案。
「你說，他們是不是王八蛋。」
「想當然學校都會偏袒老師，但當美國人知道我沒有教學不利，他們就不敢取消我的獎學金。這至少是一個重視事實與法理的國家。」
「女性的處境就是這樣，很容易在一個權力結構裡變成被害者，更可怕的是，你完全發不出聲音。」從過去的性騷擾事件，至如今的 #MeToo 後社會，馮賢賢仍覺得，台灣的性別平權，路還長著。「那種不把別人當一回事的父權文化還是很普遍。比如你看前陣子麥當勞事件建中學生說出什麼鬼話，我們國家的第一志願⋯⋯誰能想像十六、七歲的孩子這麼殘酷。」
【建中麥當勞事件】
2024年，台灣台北市一名 17 歲少女在麥當勞分店打工期間遭主管利用排班權力多次性侵，離職後向警方報案，並向麥當勞提出性騷擾申訴，麥當勞調查後解僱被申訴人。近半年後其家屬表示，少女因被性侵導致憂鬱症輕生。事件揭露後，引發社會輿論對職場性騷擾處理機制及雇主責任的高度關注，也啟動了社會的抵制潮。
事件爆發期間，台北建國中學一年級某班學生在社群發文「揪團去吃麥當勞」，並留言「沒有女權的世界真好！」，事件引起他校的模仿效應，在社群上引發網友批評聲浪。
問馮賢賢是否特意關注性別？她說：「我其實沒有特別著力，我只是看不慣不對勁的事。」馮賢賢說得很輕。她曾任彭婉如基金會的創會執行長。1996 年，時任民進黨婦女發展部部長彭婉如在高雄出差，夜間搭上一部計程車後失聯，幾天後，被發現滿身刀傷倒臥草叢、死亡多時。這起事件推動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案通過，說是台灣性平的起點也不為過。
「我在意事情的公平與合理性。」因為在美國抵抗有成，使她滿腔熱切回到台灣，相信這社會是有可能改變的。
看不慣的王八蛋
1989 年，中國天安門事件爆發，人在美國之音工作的馮賢賢，見證到每天都有幾千萬人收聽美國之音，媒體影響力深不可測。1992 年，聽說公視將成立，她於是回台加入公視籌委會。
當然，看不慣王八蛋的她，回到台灣體制內後，自然也是被人看不慣的。
她直言擔任公視總經理的一路，多數遇到的男性菁英流露出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以見識與經驗來說他都不比我強，卻可以對我下指導棋。他不會有自覺的，那是一種隱性歧視，只因為妳是女人。性別歧視對女性來說最困難的，是舉證，你明明知道他是輕薄的、他的專業不該這樣說話，但妳無法驗證。」這是女人特殊的體感經驗：「今天同樣幹一件有膽識的事，男人會被說雄才大略，女人會被說難相處。」
解決問題的人，最後被公視董事會解聘。「那個時代是這樣，這就是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一個草包可以一直往上走，可靠踏實的人卻要被權力鬥爭。我是來工作，可不是來喝酒交朋友。他們上酒店的時候，我在想對社會有貢獻的節目，難道我要跟他們一起玩樂嗎？當然不，所以他們會覺得妳是個囂張的女人。sorry，我下了班還要回去遛狗帶孩子。」馮賢賢沒提的是，她甚至是一位單親媽媽。
在體制的高層內，女性是少數。「你們到底做了什麼好意思耀武揚威，又在我背後搞鬥爭呢。你們對家庭與社會有貢獻嗎？」馮賢賢宛如對著當初那張十幾個人的會議桌講這段話。
她是不撒嬌不低頭的女人。「我不按照他們的規則走，所以最後就被馬英九政權給趕出去了。」馬英九時任總統，國民黨在國會超過七成席次，「他們連續兩年凍結公視預算，再來鋪天蓋地打壓，修公視法，把一群打手送進來，公視裡每天腥風血雨的，都在搞鬥爭。」調查局、國稅局前來查訪，「開動國家機器，立法院、監察院一起來騷擾。他們就是想懲罰想做事的人。」
至於為什麼要鬥爭馮賢賢？「理由很簡單，國民黨認為屬於公廣集團的公視是國家的，民主國家怎麼會有一個媒體是屬於政府的？我做的節目收視率、財務績效都很高，他們的邏輯是，公視有拿政府的錢，應該被政府控制。我的節目不是這樣，當時一些立委要找麻煩，是完全不露痕跡的，他們就直接去找董事長。」接著，再影響到製作的運行。這也奠定了，公視的董、監事人選，長期被政黨視為政治操作的資源。過去董事提名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也因她研究二二八、撕裂族群，被國民黨委員以「意識形態過強」為由否決提名。
「公視法通過的時候，國民黨因為不信任我們，曾有項條款，說公視開播四年內不可以直播即時新聞。」這擺明違反《公視法》的條款，還真的給照做了，「很多記者不關心自己的線上發生了什麼事，甚至還有人過了中午才來上班，不播新聞，這是什麼樣子。」所以，馮賢賢推動了公視晚間即時新聞。雖然，每次開創成功，她就會被揪著「穿小鞋」，為了團隊好，她會請辭領導者職位，「但是你們努力的心血，他們一腳就踢翻了，整個新聞開始變調。」
公共電視
服務宗旨：以服務社會大眾為宗旨，專注於提供多元文化、教育及社會議題的內容，旨在促進民主參與和提升公眾知識。
資金來源：資金來自政府撥款和公共基金，並且通常有法律保障其獨立性，避免過度依賴廣告收入。
內容獨立性：致力於提供客觀、公正的報導，並保持編輯獨立性，避免政治干預。
公營媒體
服務宗旨：通常由政府直接管理，可能更側重於傳達政府政策和官方信息，有時被視為政府的宣傳工具。
資金來源：資金主要來自政府預算，可能受到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
內容獨立性：內容可能受到政府的影響，導致報導偏向官方立場。
公共電視在民主國家的角色至關重要，因為它能夠：
- 促進公眾參與：透過提供多元的資訊和討論平台，鼓勵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增進對政策的理解與評價。
- 維護言論自由：保障不同聲音的表達，促進社會對話，增強民主社會的包容性。
- 提升公民素養：提供教育性質的節目，提升民眾的文化與知識水平，進而促進理性思考和批判性分析能力。
馮賢賢被解僱那年，在蘋果新聞的採訪說：「公視屬於國民全體，獨立自主不受干涉，觀眾才是我們的老闆。」
「在體制內為了要改革、為了創新內容，要吃那麼多狗屎，然後去面對那麼多的 nonsense ，還不能跟人家翻臉，真是為難我。」馮賢賢想起在體制內的不適，仍是一把勇猛的機關槍，但她也坦承，如今用自己的協會做小資源的事，還是有落差。那是當然的，提起馮賢賢在體制內創下的成績，除推動原民台、策劃原住民人才培訓、製作台灣第一個常態播映的紀錄片節目《紀錄觀點》、推動諸多深度節目，她以製作人與監製身份完成了台灣影史的重要電影如《跳舞時代》、《無米樂》。
問起她最滿意哪項創舉，「我沒有任何一份工作是我沒盡心盡力的，沒有任何一個時刻，我因為害怕、而多保護自己一點，該衝該前進的時候，我沒有停留。」
當然也有些時候，她回首往事，會納悶「我那時候為什麼要發這麼大的神經？」
話鋒一轉：「但我想，每件大事，都是從發神經開始。」
這樣直腸子又不馴的人，心裡對新聞，既是有愛，也是生厭：「現在不是政治的問題，是錢的問題，老早就是這樣，電視台倚靠拿政府的標案維生，成為政令宣導的工具。」這根本性的問題是什麼？「台灣的受眾數量有限，容不下這麼多電視台，是結構上的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執政者想得罪媒體，只好用他們的錢去收買媒體。」
十年來不看電視的她，說轉台間看到的已經不是新聞：「連新聞都強調表演，主播也變成演員，談話要聳動，我不想看這種污辱人心智的東西。我想我仍覺得有件事很重要，是現在大家會嘲笑古典的理念——品味，談話要客觀，內容要能被審慎考慮，不只是追求情緒。但現在台灣的電視風氣越來越往刺激觀眾的情緒發展，這會養成一個缺乏理智的社會。」
她畢竟是，捲起袖子做事，且膽敢對權力說髒話的人。
看得見的國家
馮賢賢直稱自己現在就一個小協會，能做的事小。但很少人知道，若是沒有她，《看不見的國家》這樣一部面向國際市場的電影，可能拍不成。
2016 年底，導演葛靜文通過朋友知道台灣有這樣一個「看不慣不對的事」的人，「她想拍蔡英文，不得其門而入，我去幫她疏通關係。」馮賢賢在這次工作中，沒有收取任何酬勞。同時，她幫葛靜文建立台灣史觀，「她是美國人嘛，對這些事是需要更深入的理解的，去跟不同受訪者對話，需要建構不一樣的歷史脈絡與對話基礎，我也覺得，透過西方人的角度來理解台灣，對國際來說，是相對客觀有說服力的事。」這部片，連馮賢賢對政治沒那麼熱衷的小兒子也去看，讓她頗感安慰。
最後《春雨424》好巧不巧與《看不見的國家》在同一時間上映，冥冥中落下兩種通往台灣歷史的路線。訪談間，馮賢賢經常問「你們年輕人的想法是什麼？」似乎特別在意自己的片是否溝通到年輕讀者，「為什麼我會想要做歷史類的東西，你覺得它是政治，對我來說，這是歷史記憶的問題，台灣人對於自己的歷史瞭解得太少了。」
有理解，才有機會對話，才有可能合作，「台灣的主流價值觀，教育鼓勵狹隘的競爭性，比如考試成績要壓倒別人，而合作性的社會，我們人是活在人群裡的⋯⋯」馮賢賢談起大罷免潮的罷團志工：「因為共同理念相聚，組織很扁平，有誰需要就去幫，用平等的方式去分工合作，從不抱怨彼此，這樣的特質，才是台灣需要的。我們逐漸在發展為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看見大罷免的公民力量，我是很高興的，我認為他們的行動力，遠遠比那些敲鍵盤議論的人更了不起。」
「走在前面是危險的，是要付出代價的，願意做這樣事的人相對少。台灣社會，需要的是能解決問題的人。」她說的是罷團志工，也似乎是黃晴美，也可能是她自己。
為了讓台灣成為看得見的國家。
馮賢賢與我們步行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監獄走廊間，從黑色雙肩包中，取出一疊疊歷史文件與手書資料，「這是黃晴美的手書。」那字跡奔騰颯爽，與馮賢賢在這六年間，負重前行。
她並不認為自己特別關心政治，但是她相信自己十分在乎歷史。可能真如那句，只是看不慣不對的事，而台灣的歷史，需要被正名與縫補的記憶，如此繁重。
於是她走出體制外，看待自己在體制內的跌倒，然後站起來，像個台灣人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