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歲那年，還沒有族語名字、戶籍上姓陳的 Sayun，被家人送下山到臺中唸小學。離開部落、離開土地，早早預習「離散」這件事。
對於當時的環山部落 (Sqoyaw) 來說，在臺中置產、帶小孩下山唸書是很主流的選擇，不少族人都因為種植高經濟作物賺了錢，希望讓下一代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Sayun 的父母原本也打算這麼做，卻被阿公 Wilang 反問：難道臺中是我們的家嗎？如果在平地買房子，那你們以後是不是都不要回部落了？
房子最後沒買。Sayun 寄宿在親戚家，在臺中一路唸到五專畢業，寒暑假期間都一定回部落，沒有違背阿公的訓誡。但成人後，她的眼睛望向了更遠的地方——電視機上波斯灣戰爭的戰地報導，讓她對記者工作充滿嚮往，於是在原住民族電視臺剛成立的 2005 年，北上加入他們。
魯凱族、阿美族、賽夏族、邵族⋯⋯，她嚇了一跳，從小在環山部落長大，這還是第一次看見泰雅族之外的這麼多原住民族。這些電視臺同事大多都有自己的族語名字，所以她也在詢問奶奶的建議後，為自己取了一個——Sayun Simung（莎韻‧西孟）。泰雅族是子父連名，「Simung」是父親的名字。
Sayun 後來才知道，離散是大部分原住民要花一輩子時間學習的命題。地理，情感，身份認同的離散。找回名字不過是踏上歸途的其中一步。
你懂什麼？
小時候 Sayun 被取笑過不像泰雅族人。
與兄弟姐妹的一雙大眼睛不同，她眼睛小、皮膚白，比較常被誤認為是刻板印象中的韓國人。她永遠記得十歲左右，和同儕在部落商店玩街機，一群小朋友以為她聽不懂，用泰雅語在背後戲謔地說她是平地來的。後來整個長大過程裡，因為長相的關係，她總沒有辦法很大方、驕傲地告訴其他人自己是泰雅族人。
還有另外一件事她永遠不會忘記。2007 年，臺中最後的文面耆老 Mahung 逝世，當時是記者的 Sayun 到告別式做採訪，遇到了一位人類學學者，這位學者以臺灣泛文面原住民族的攝影紀錄聞名，Sayun 看了書，發現書裡有一位被攝者是她的曾祖母，可是名字寫錯了，當下便提醒對方。
他卻突然十分嚴厲地對 Sayun 說：「那你應該要去文面，文面才是泰雅族人。」
Sayun 愣住了。儘管她已經透過記者工作建立起族群認同，並意識到原、漢之間的權力與資源不平等關係，但在那個「不平等」如此具象化的當下，她說不出為自己辯駁的話。
直到工作結束，她才越想越不對，越想越憤怒，「一個漢人教我怎麼做泰雅族？要跟我講怎麼做泰雅族，也是我的阿公、阿媽來教導我。」她感覺作為一名泰雅族人，身分被剝奪了，文化的詮釋權也被這樣一名有權勢的漢人學者給噤聲了。
後來她短暫到商業新聞臺做記者，又至公視國際部擔任紀錄片製作統籌。2009 年，她參與《司馬庫斯》的拍攝工作，興起了拍攝自己部落故事的念頭。
拿起攝影機，對她來說就像拿回自己文化的詮釋權。
司馬庫斯是全臺灣最後通電的深山部落，他們有種植傳統作物「小米」 (Trakis) 的文化。Sayun 困惑，為什麼同樣是泰雅族，自己出身的環山部落卻沒有相同的耕作習慣？原來是國民政府來臺後，強制環山部落的族人放棄傳統耕作，改種水蜜桃、水梨等所謂「高經濟價值」水果。於是她的第一部紀錄片《尋找德拉奇》，便拍下環山部落婦女重新種植小米、找回失落文化的過程。
成為導演後，Sayun 返回部落生活，繼續記錄泰雅族的故事。幾年裡她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重建部落地圖」——她動手製作了一座立體地圖模型，再請耆老透過模型指認環山部落的遷徙史，並實際和族人一起走入傳統領域。在過去百年裡，這些傳統領域遭到不同殖民政權的侵佔，導致原住民土地和文化的流失。藉由地圖重建，她希望能進一步探索原住民土地轉型正義的可能性。
回到部落的 Sayun ，重新向長輩學習如何做一名泰雅族人。然而耆老們持續在凋零。幾年過去，當年告誡家人不應該離部落太遠的阿公 Wilang 過世了。
gaga
大家都非常敬重 Wilang。「我們家族所有的土地都是我爺爺去開墾的，」Sayun 說，他年輕時甚至賺錢讓自己的兄弟去唸大學，自己則留在部落工作，「他等於是犧牲自己，去成就他的兄弟們。」也因為長年留在部落，Wilang 對泰雅族傳統文化的理解非常深，整個家族都將他視作精神領袖。
在 Sayun 的記憶裡，阿公不太講廢話，但每句話卻意涵深遠。比如她剛回部落的頭幾年，有時候會睡到很晚才起床，有次 Wilang 看見了，只簡單地用族語說：不要讓自己過那麼好的日子。「那句話現在變成我的一個座右銘。在泰雅族裡，『懶惰』這件事情是違反 gaga 的。」
阿公說的話非只是長輩的囉唆叨念，很多時候關乎於「gaga」的訓誡——這是泰雅族的文化核心，「簡單來講，『gaga』是你身為一個泰雅族的男人、女人、小孩，應該做什麼樣的事情、有什麼樣的本分。」Sayun 解釋，它同時也是泰雅族的生死觀、世界觀、靈觀，按照漢人的觀念理解，則可以翻譯成「行事規範」。然而泰雅族和臺灣其他原住民族一樣，沒有傳統文字系統，因此 gaga 幾乎無法透過類似《刑法》或《論語》那樣明確的規則說明清楚，僅能透過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音樂或口述歷史去傳承給下一代。
所以如果有人追問到底什麼是 gaga，Sayun 都會說，來部落生活幾個月就知道了。
現在家族裡最了解 gaga 的人走了，所有人頓失指引。當時，已經在山下生活過一段時間的 Sayun 也面臨身分認同上的危機，她問自己，如果沒有 gaga，自己還能算是一名泰雅族人嗎？更深一層來問：如果自己不是泰雅族的話，該怎麼定義「我」是誰？「我」的生命意義又何在？
找尋這個答案的過程，一轉眼就是十年。
當時阿公過世，Sayun 將鏡頭對準了阿媽 Yaki。起初，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記錄阿媽的什麼，但沒想到一件衝突很快發生——她的堂妹相伊在 17 歲未婚生子，而這是 gaga 的禁忌之一。
阿公不在，家族的 gaga 要如何留存延續？Sayun 透過攝影機捕捉了一切。當家人和排灣族的親家談論成婚儀式，相伊的爸爸說：「我沒有爸爸了。我爸爸在的話全部他說的算，因為我爸爸很懂我們所有的習俗。」阿媽一直對相伊的行為很不諒解，婚禮當天，她要給這對新人祝福，也哽咽地用族語說，要是阿公在的話就好了。
小時候，Sayun 其實有點怕阿公、覺得他難以親近，但她還是常常跑到家族的烤火房，看阿公跟其他長輩喝茶聊天。她知道，自己心中還是很渴望和他產生某種連結。
因此阿公過世後，Sayun 越來越不知道為什麼要繼續拍攝這部紀錄片。她有一年的時間不再敢去看影片素材，只怕看到阿公就會難過。而當她越是想要捕捉 gaga 的形貌、越是想要知道自己是誰，不斷向前試圖追索答案的時候，就越看不清楚自己到底在追尋什麼。
我是一名導演
《烤火房的一些夢》最終剪了七、八個版本，Sayun 還是找不到這部紀錄片的重心。她曾向國藝會申請補助，審查時評審卻說：建議導演還是靜下心好好面對自己。
「聽起來有點不舒服，不過是很好的建議。」她又花了半年把素材全部重新看過，最後直到在日本駐村，遠離許多雜訊與紛擾，才真正靜下心來面對一切。「那時候我才意識到一件事情——我是一個導演。」
她從不喜歡「導演」二字，只認為自己是一名紀錄片工作者、一名分享故事的人，既然創作上的認同非「導演」，「導演意識」自然會很薄弱——然而，這卻是觀眾之所以能在一部影片裡不會迷航的重要因素，導演就像安排旅遊路線的嚮導，決定了觀眾能在作品裡經歷什麼樣的體驗。
如今眼前的作品是一部關於身分認同危機的長片，內容曲折複雜，Sayun 不得不學習建立導演意識，「既然我是這部片的導演，那我想要傳達什麼樣的故事、什麼樣的訊息給我的觀眾？要給他們看見什麼樣的視角？」這些看似最基本的問題，Sayun 卻意外走了非常久的路，但這也讓她終於看清楚，原來堂妹相伊和阿媽的故事因為戲劇性強烈，帶走了自己的注意力，在敘事編排上不知不覺偏離了這部紀錄片最初的核心目的。在她內心深處，《烤火房的一些夢》是在回答「何謂 gaga」，說話的方式應該像一道平靜水流，不是浩大洶湧的浪濤。
在巴黎和剪接師林怡初密切工作時，Sayun 的腦裡曾浮現一幅關於「水」的畫面，讓她更確定這部作品存在的意義：「在一棟建築物的陰暗角落裡，水慢慢地流出來，然後接上小河，又慢慢擴散、慢慢擴散⋯⋯直到流入大海。」
水的力量對她來說，是延續，是滲透。既然 gaga 是泰雅族人生活的實踐，她便在片中剪入了更多部落生活，讓「生活」代替她說話——殺豬時族人的分工、年輕人如何對長輩沒禮貌、環山部落的新年活動，或她對阿公的思念、自己的喃喃自語，以及家人們在烤火房內的漫談⋯⋯，這些畫面裡，有時候 gaga 存在，有時候 gaga 看似消失了，但拼接起來便是 gaga 在這十年時光裡變遷的軌跡。
如今，Sayun 已透過《烤火房的一些夢》找到關於 gaga 的答案：「我的答案是，你必須跟它一起活著。」只要還有泰雅族人記著 gaga，並且繼續實踐它，gaga 就會存在，她也不再會困惑自己來自何處、要向哪裡去。
太陽的人
Sayun 對身分認同不再焦慮，反而對泰雅族未來百年的存活比較焦慮一點。
她感嘆，年輕泰雅族人幾乎不談 gaga 了，「雖然他們知道自己是泰雅族，可是久而久之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可能真的會沒有泰雅族的靈魂，靈魂就不在了。」
自從殖民政權來到這片土地後，外來的文化與律法系統性地破壞了原住民傳統文化。以 gaga 來說，過去「會打獵」是成為一名泰雅族男人的重要技能，但在當今以漢人為主的現代化社會中，「唸書、考大學、獲得一份穩定工作」才是更具優勢的「行事規範」。
這也是為什麼阿公 Wilang 雖然懂得傳統文化，卻從未教導孩子們如何上山打獵。 Sayun 認為，那一代的長輩不希望子女和他們一樣，經歷不斷抵抗外來政權、再受壓抑的艱苦過程，「既然這個政權來了，他們希望自己的子女就好好接受，好好學習，這樣或許可以比他們過更好的生活。」
然而耆老們不斷離去，Sayun 擔憂泰雅族的文化未來會越來越稀薄。更別說 gaga 是基於與環境共存、族人相互協助形塑出來的，族人之所以可以經過殖民暴力仍一代一代存活下來，她更認為也就是因為長年遵循長輩與 gaga 的訓誡。往內心層面去談，她也不願看見未來的年輕泰雅族人失根，像她一樣要面對「自己是誰」的課題。
因此 Sayun 把握時間學習 gaga，期望自己做一個傳承文化的人——總有一天，她也會成為部落裡的耆老。她知道自己現在還有太多要學的，因此像她這一代的泰雅族，對長輩都只會說自己是「laqi’ Tayal」（泰雅族的孩子），「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沒有資格當一個泰雅族，在這個年代。」
2022 年，Sayun 成立了「原住民族電影學院」，舉辦許多講座與課程，讓臺灣的原住民族也能藉由影像創作，掌握自己的文化主體性，不再只被以漢人為主的臺灣影視圈觀看、凝視、詮釋。
「那幾年真的有想過，如果哪一天我再遇到那個驕傲的人類學者，我要怎麼回他。」後來認識許多不同的原住民後，Sayun 才知道類似的創傷不是只有她經歷過。而現在拿起攝影機、說自己故事的 Sayun，已經越來越接近自己的家，也希望帶領更多原住民踏上自己的歸途。
過程裡，她始終懷抱著感謝，知道自己的存在是祖先犧牲所換來的。
有一個她很喜歡的泰雅族神話就在說這樣的故事——古時候，太陽是一個比現在還要巨大的火球，沒有晝夜之分，因此泰雅族人派出了三名勇士前去征服太陽，要讓族人可以有休息的夜晚。
三名勇士各自背著一名幼童，沿路播下小米的種子。但太陽升起的地方非常遙遠，等到他們過世之後，都還沒抵達日出之地。於是這些長大的幼童承接起長輩的任務，最後找到太陽，用箭射傷了太陽，讓大地出現了白天與黑夜。歸途中，他們採食著長輩當時播下的小米與果實，跟隨長輩的腳印走回部落。但回到部落時，已經沒有族人認得白髮蒼蒼的他們了。
為了走上歸途，Sayun Simung 如今也成為向烈日跋涉的人了。
TIDF 臺灣競賽《烤火房的一些夢》
本片描寫祖父過世後，一個泰雅族家庭如何面對情感與靈性的失序。隨著奶奶喪偶之痛、孫女未婚懷孕，家人逐漸意識到自己與祖先倫理「Gaga」的疏離，反映出族群長期同化與社會變遷造成的文化斷裂。同為家族成員的導演，此時選擇握緊攝影機，追隨家人在現代生活與原住民記憶之間的掙扎，並試圖延續長輩留下的泰雅精神，尋找回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