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妤在西班牙作交換生的 2015 年末至 2016 年，歐洲陷入了動盪，巴黎等城市遭恐攻、英國脫歐、極右翼勢力重組主流政治、敘利亞內戰造成的難民潮也持續湧向歐洲⋯⋯。
關注這些新聞時，她滑交友軟體，意外認識了一位在難民搜救船上工作的廚師。
「原本新聞上面看到的內容，變成了你手機裡面正在聊天的對象。」她說，當時的感受太強烈，直覺地想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於是她向數個國際組織爭取機會，最後登上「無國界醫生」的難民搜救船，並採訪船上的船長與工作人員。2017 年，《端傳媒》刊登了陳映妤首次以獨立記者身分發表的報導。
雖然約過會，最後她和那位廚師卻沒有在一起。不過，十年後陳映妤寫了一本書，形容當時是一次「關鍵右滑」。右滑之後，她開始到世界各地採訪各種面孔的難民。
難民也會開派對
陳映妤是受太陽花運動啟蒙的八年級生。通識課的老師在立法院佔領現場開講，她和同學曾到場支持；她也和同學創辦過網站「故事旅社」，寫身邊各種小人物的故事，因而熟悉採訪寫作。
離開西班牙，陳映妤以獨立記者的身分開始工作，起初案子不穩，她會到蔬食店打工，或幫電商平台做些翻譯。2021 年，她加入《華盛頓郵報》在臺北的辦公室，報導臺、港、中新聞。儘管收入穩定，但她仍渴望獨立記者的自由，因此又離開她目前唯一待過的新聞室。
《華盛頓郵報》拓展了她和其他國際媒體合作的機會，和臺灣媒體接觸時，她希望將難民議題帶給家鄉的讀者。只是偶爾，要讓編輯接受提案並不容易，「國際議題像是新聞裡的毒藥，雖然重要，但時常觸及率低，看的人很少。」更不用說國際難民議題，就算「沙灘男孩」（Death of Alan Kurdi）的照片在 2015 年帶給人們極大衝擊，對這座海島來說依舊是體感遙遠的故事。
陳映妤卻不覺得難民距離臺灣遙遠。
比如部分「外省人」便是一九四九年從中國的內戰逃離到台灣的群體。因此她提出討論：臺灣是否有一成左右的人口可被理解為「難民與難民的後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到日本和美國尋求庇蔭的人也很多，這些知識分子也都是政治難民。」即使是近年，也有來自西藏、中國、烏干達、緬甸、土耳其等的難民在臺尋求庇護。陳映妤說，難民與國界、邊界政治密切相關，但臺灣作為一座夾在歐亞大陸與太平洋之間的島嶼，較少有國與國之間的邊界意識，「我們最關心的鄰居就是中國。對菲律賓很不了解，對日本其實也還好——你說我們叫得出最靠近臺灣的那幾個日本小島嗎？大概也講不出來。」
直到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難民」才終於較立體地顯現在臺灣人的視野中。根據民間統計，來台尋求庇護的香港人估計超過千人——但多少臺灣人真的認識這些生活在社會中的難民？或者，網路搜尋「難民」圖片，那些貧窮、倉皇的面孔，是否就是人們對於難民的既定印象？
在英國留學時，陳映妤曾被課堂教授問過相同的問題。而在這十年時間裡，她認識了來自敘利亞的年輕夫妻、厄立垂亞的英文老師、烏克蘭的藝術史工作者，或俄羅斯的女同志記者⋯⋯認知到，難民其實是複雜且多樣的群體。
講得直白一點，難民也會開派對。陳映妤認為，「派對」意味著他們擁有尊嚴、主體性，以及表達愛、連結彼此的能力。就和所有人一樣。
無法回家的人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定義，難民是指「因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或政治見解而遭受迫害，被迫離開原國籍國或居住國，且因畏懼迫害而無法或不願返回該國的人」。
希烏姆 (Sium Major) 是數十萬名逃離厄立垂亞的政治難民之一，陳映妤形容他「面目溫和，舉手投足都有一種文人的禮貌優雅」。2026 年，陳映妤出版的非虛構書籍《難民也有派對》，收錄了包含希烏姆在內、十個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難民面孔。
1993 年脫離衣索比亞獨立後，厄立垂亞的開國領袖暨總統伊薩亞斯·阿夫瓦基 (Isaias Afwerki)，展開了持續至今的獨裁統治。為了鞏固權力，不論男、女中學生，都必須強制送至位於蘇丹邊境的基地進行軍事訓練，再直接被分發至國家體制內勞動，長達數十年，沒有可靠的退役日期。
「我們沒有所謂『努力後長大就能過上更好的生活』這種事，我們想要的只是逃跑。我們想逃離這個國家，逃離體制。跑，跑，跑⋯⋯拯救我們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逃跑。」
——〈沙漠中的起司片〉
希烏姆曾因離境失敗被逮捕，在獄中服刑與遭受鞭打虐待，而後他與其他幾名囚犯越獄，從地中海搭船前往歐洲。陳映妤寫到，希烏姆的生命裡有無數個能成為魔鬼的時刻——成為軍人壓迫人民，或在偷渡路線剝削同鄉人的走私販——但他卻始終沒有加入魔鬼的遊戲。在馬爾他展開新生活後，希烏姆與其他同鄉開設了一間厄立垂亞餐廳，讓陳映妤發現，原來憎恨一個政權，並不須要抹去對國家文化的熱愛。
俄羅斯獨立記者伊蓮娜 (Elena Kostyuchenko) 也懷有類似的心境。她長期透過調查報導揭露重大人權議題，以及普丁在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但俄羅斯政府不允許國內新聞機構有任何異議——她當時工作的報社《新報》（Novaya Gazeta）自 1993 年成立以來，已有六位記者被殺害。
2022 年 3 月，在烏克蘭境內報導戰爭的伊蓮娜收到了暗殺警告，此後再也沒有返回家鄉。
2025 年陳映妤在波士頓採訪伊蓮娜時，她已和伴侶伊亞娜 (Yana Kuchina) 結婚，並挺過一次在慕尼黑被下毒的險境。儘管俄羅斯政權想要殺害她、並長期打壓像她這樣的同性戀族群，伊蓮娜仍對那片土地充滿情深，寫下《我深愛的國家》一書，帶領讀者看見普丁統治下俄羅斯社會的黑暗角落。
「⋯⋯我寫了一整本書試著在表達一件簡單的事，那就是請保持警戒，失去你的國家是可能的，我們都有身為公民的義務，阻止你的國家導向黑暗。我再強調一次，法西斯爛透了，不要嘗試，戰爭會來，然後你會失去所有你愛的事物，你也可能失去你的生命。」
——〈我深愛的她〉
不同面孔的難民群體，還包括嚮往自由的中國人。
2023 年，陳映妤踏上從南美洲偷渡往美國的路線，尋找這些俗稱「走線客」的中國人。
不同於這條路線上來自拉丁美洲的難民，這些中國走線客通常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因此能夠透過金錢解決許多食衣住行需求。但這條須徒步穿越雨林的路線仍相當險惡——多變的天氣，險惡的地形，身處其中的陳映妤也擔憂過自己是否回得了家。一位走線客周俊告訴她，自己之所以選擇這麼危險的路線，是對美國作為自由之地的憧憬：「中國人民無法用手投票，所以這次我們只好『用腳投票』。」
這些過程除了文章報導，也被陳映妤拍攝成紀錄片《走線》（Walk the Line）。雖然穿越雨林的中國人抵達了自由，川普上臺後，卻大幅限縮移民、難民政策與加強邊境執法，令其中一位走線客于春飛寫下一篇文章，向陳映妤坦白他的灰心——不管身在何處，只要掌權者政令一下，同樣可以定奪千萬人的生死。
但文章的最末他寫：「我寧願在美國做孤島，也不願回中國做沉默的共謀。」
臺灣缺席的《難民法》
《難民也有派對》的 12 篇故事，大多曾被陳映妤發布在不同的媒體。有了出書計畫後，她為這些報導進行改寫與修訂，捨棄傳統新聞冷靜客觀的第三人稱視角，加入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
「很大的一個關鍵是，我希望自己能作為一個橋樑，拉近讀者和書中這些人物的距離。」她強調，「因為這本書真的是特別寫給臺灣的，是一個臺灣人跟世界各地的人的碰撞過程。」因此在每一篇故事的「後記」，陳映妤會向讀者更新受訪者們的近況，或是寫作幕後與內心反思。
甚至到了最後一篇〈他的現實，我的噩夢〉，陳映妤採用雙主角的敘事模式，一條故事線寫她自烏克蘭回到臺灣後，開始做起有關戰爭的噩夢；另一邊是她的烏克蘭朋友狄馬，因為俄烏戰爭爆發，成為在臺戰爭難民。狄馬一直希望藉由自己的學術經驗，幫助臺灣研究中國，卻因為臺灣政府未能提供難民直接的保障，使他陷入永遠無法計劃未來的憂慮之中，甚至數度想結束生命。
目前，臺灣尚未有《難民法》可以提供難民正規管道庇護，僅能以專案或個案形式處理。但個案審查曠日費時，加上缺乏合法身分、沒有就業與健保權利，使得絕大多數難民難以建立在臺灣的生活。
臺灣之所以推遲擬定《難民法》，政府通常以「為減少中國滲透風險」為由，但陳映妤認為，系統性的審核制度，才應該更能避免外國人利用不同管道進入國境。依她採訪移民署的經驗，臺灣真正擔心的，是相關法條會對本地人造成「觀感上」的資源排擠。
近年隨著右派與反移民勢力崛起，許多西方國家開始限縮難民庇護政策，甚至在臺灣也聽得見一些支持的主張。陳映妤理解每個國家有制定相關政策的權力，但對難民群體來說，他們握有的選擇卻相當有限。
「這就是為什麼在美、墨邊境，不管政策再怎麼緊縮，還是會有人想要穿越邊境。這個需求、推力還是在的，甚至強大到即使你們整個國家都在反移民，我也還是要過去。」陳映妤想起書中第四章〈「幸運」的男人〉中，來自奈及利亞的魯克曼 (Luqman Onikosi)，原本立志在英國念完書後投身奈及利亞政治界、帶領家鄉發展，卻因為 2010 年英國新移民政策的限制，展開了漫長的行政訴訟。
魯克曼同樣沒有太多選擇。在學期間，他因患上 B 型肝炎和肝硬化前期症狀，必須仰賴英國當地的藥物與治療，否則回到醫療體系落後且假藥氾濫的奈及利亞，很可能像他的兩個哥哥一樣受肝病折磨逝世。
這些難民或移民，某種程度都將落腳的他鄉視作自己的另一個家。魯克曼最後留在了英國，烏克蘭的狄馬也在臺灣獲得穩定身分。但陳映妤見過許多不同的難民面孔後，開始對家鄉有了更多焦慮。
噩夢，創傷，與未來的難民
來自香港的西西，讓陳映妤意識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難民。
西西和陳映妤年齡、教育背景相仿，在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因為身邊工作往來最頻繁的友人遭到逮捕，於是決定離開香港——否則下一個被捕的或許就是她。「她很狼狽地逃出來，當時甚至沒辦法跟在獄中的朋友說再見。如果說再見，香港政府很可能會知道她要走，在出關的時候阻止她離境。」陳映妤說，「如果我那時候在香港，或我是香港人，我想我也會上街頭、做跟她一樣的事。那我也會遭遇一樣的處境，被關，或逃出來。」
採訪陳映妤的 7 月 24 日上午，中國正在臺灣海峽西側海域進行實彈射擊。
尤其 2022 年從烏克蘭返臺後，陳映妤開始從臺北空襲的噩夢中驚醒。也開始安排心理諮商，以撫平記者工作所導致的替代性創傷 (VT)。
陳映妤說，替代性創傷在記者圈相當常見，「在聽一個人的故事的時候，為了想要理解她，必須把自己打開來去共情，這個過程某種程度就有可能會帶來所謂的替代性創傷。」她透露，有些記者為了不造成心理傷害，會採取「不過度共情」的採訪或寫作模式。
但共情能力是她與天俱來的特質。偶爾從衝突地區回到臺灣，陳映妤還須花時間重新適應臺灣社會的安定——水電、食物突然變得容易取得，這種「如常感」反而造成錯亂，且讓她對於自己從衝突地區全身而退感到愧疚；甚至有次為做完《報導者》「柬埔寨詐騙園區」的調查報導，她因過度暴露在倖存者受虐的故事陰影中，須要休息一段時間，才能再為事件做後續的追蹤研究。
共情是某種傷害，她卻仍希望保有那種能力。
「『共情』會讓你願意花時間跟受訪者多聊、願意去好好了解他的思考與感受。」陳映妤說，諮商師向她分享「Here and now」的技巧——同理、見證，但不代替受訪者承受。她也將這樣的技巧實踐至日常生活中，把注意力放至微小卻重要的當下，感激對臺灣來說再平凡不過的一杯水、冷氣或舒適座椅。
否則她知道作為記者，每天消化複雜的資訊、情感，很容易就因慢性壓力而耗竭。
噩夢距離成為現實也越來越接近。出版《難民也有派對》的八旗文化，創辦人富察目前仍被剝奪政治權利無法回臺；日前被搜查拘捕的香港獨立書店「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也有販售陳映妤的這本新書。
有時候，她依舊懷疑一篇報導、一本書到底可以為她深愛的土地帶來什麼改變，但書寫《難民也有派對》帶給陳映妤很大的啟發，「即使他們（難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都還是想要做出一些改變跟行動，我覺得臺灣的狀態其實已經比他們幸運非常非常多，所以給了我滿多動力去繼續我的工作。」
她曾經問過烏克蘭人，俄羅斯全面入侵的前幾週，沒有國家相信你們會撐過去，但烏克蘭人卻打破不可能、抵抗到現在，是怎麼做到的？
「他們說，其實他們也不知道。」陳映妤說，「但他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個人都有在做點什麼』，是每一個人做的事加總起來，才讓烏克蘭可以撐到現在。」
「相信個體的行動是有力量的。」
後來，感到失落的時候，她偶爾這樣告訴自己。
《難民也有派對：台灣獨立記者橫跨四大洲，與來自九個國家流離者的真誠相遇》
作者：陳映妤
出版社：八旗文化
《難民也有派對》是作者陳映妤歷時八年，在世界各地記錄處在難民狀態的人，如何努力活成自己。本書以第一人稱出發，寫下一位台灣記者與來自敘利亞的音樂家、委內瑞拉的塗鴉藝術家、烏克蘭的演員、俄羅斯的獨立記者、厄利垂亞的英文老師、巴勒斯坦的大學教授、中國的同志情侶等的相識與對話，以及在與他們的互動中，折射出超越國界、對於家的感受與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