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的啟蒙
劉芷妤說，她是覺醒得比較晚的人。
「我雖然是高雄出生長大，但我以前也算是民主富二代的類型。」回想成長環境，她笑言，是非常國立編譯館的那種──曾經認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父母也未曾和她談過政治，「一來可能是想要讓我自由探索我的立場，二來是他們可能還是有點那種，政治不要多談比較好的狀態。」
對小時候的劉芷妤來說，政治與生活是斷裂的。「我們很習慣上課說的是一回事，下課回家的生活又是另一回事。像是性別平權，學校教是沒有用的，我們會知道那是考試用的。」
是她的戀愛腦，成為政治啟蒙的原點──研究所時的男友帶她去倒扁，她開始閱讀台灣相關的歷史和文學。「讀得越多，越會發現，我之前得到的資訊好像怪怪的、不太對勁。那是一個反面的啟蒙。」
漸漸地，政治、性別、文學等議題，不再只是課本上的內容，而成為她在日常關切的核心。
關注反核運動並因此開始查核正反雙方言論，更是轉捩點。她親見語言如何被操弄，部分事實被抽取，推演出全然不同的結論。後來，在她的小說《樂土在上》，也展現了這種語言的操控。
在小說打造烏托邦
《樂土在上》這本小說啟發自反核運動，完成於疫情之時，最終，成為一本刻下國族命運與疼痛的啟示。劉芷妤說，作為一本反烏托邦小說，最重要的先決要素是「得先有烏托邦」，因此她在小說中打造了一個看似和諧的新世界，名為「樂土」，其中埋藏了大量的議題，語言的，文化的，性別的，體制的，透過樂土這個世界運作與實驗。
在這之中，有著劉芷妤的價值排序──「雖然我寫的時候沒有大綱，但是會有世界觀，我從一開始便決定，語言和文字的力量，是這個認知造就樂土整個制度，或說整個故事的基礎。」
例如，劉芷妤創造了「厭水」文化。在樂土，「水」成了髒話，被視為不潔與危險的象徵。厭水文化，映照著現實中對女性、對異質者、對自由的恐懼與封鎖，同時也藏著更深的政治意涵──它讓島民害怕海洋，害怕離開，最終心甘情願被禁錮於孤島之上。「你看語言多厲害，一次可以達到兩種我想諷刺的目的。」作品以全新的世界觀解構極權政權，將性別、文化與政治的骨肉相連攤開。
「我寫《樂土在上》，我想的是，我要寫我真正在乎的事情。」寫小說，曾經也是下課後的事情。「對我來講，它是創造社會文化的一種方式。小說，還有影視作品、音樂等等都是，容許你去想像另一種生活。」
「現在我們會知道，不是你跟大家說性別平權很重要，從此大家就都知道性別平等的重要。我們要用更長久、更軟性的東西，去改變、去塑造我們想要的社會文化，雖然很慢，但才是真正有效的。」
對劉芷妤而言，何嘗不是在這本小說裡得到救贖，出版《女神自助餐》那陣，她因敏感議題在社群上被大肆討論，使她無法大聲地為自己的作品說話，如今她透過寫《樂土在上》再次確立自己小說家的姿勢。
才發現，無論劉芷妤寫是類型還是短篇，始終不變的是，她所關懷世界各層面的權力不對等。
行動的價值排序
2025 年 4 月 2 日，2025 台灣文學作家連署小組召開記者會，由作家楊双子擔任召集人，發表「臺灣文學作家連署聲明」，總計 1043 位作家參與連署，訴求「當文化政策遭到戕害成為事實，罷免不適任立委就是義務」；同一天，連署小組也發起「筆桿接力罷免到底」創作接力活動，鼓勵任何關心大罷免活動的人，都能在自己的社群上發表相關創作，響應此次的公民運動。
作為「臺灣文學作家連署聲明」領銜人之一的劉芷妤，在記者會當天擔任協助簽到的幕後工作人員。從運動開始以來，劉芷妤即在汐止擔任連署志工，也在網路上分享與轉貼相關資訊，以實際的行動表達支持。
參與運動以來，劉芷妤感受到在社群網路上的討論，有著與以往不同的風氣，「從青鳥運動開始，你可以感覺到現在很多同溫層的識讀力非常強大，我經常靠他們來闢謠或獲取資訊，我認為這些人的判讀能力或論述能力，其實大部分都比我好。」
劉芷妤也坦言，其實她不適合論述，也不適合上台講話，「我是寫小說的人，但寫小說實在太慢了，因為我喜歡寫的那種作品，世界觀和邏輯需要很縝密，一來是要花時間反覆檢視設定，二來是沒辦法在短篇或極短篇呈現，所以像筆桿接力這樣的活動，是非常挑戰我這種作者的。」
她焦慮時，就去當志工。「每個人的價值排序可能不一樣，有人寫，有人當志工，也有人又當志工又寫，非常厲害。原本希望自己快點寫好，或許可以拉到比較多連署票，但我也可以上街頭拉連署，拉一張是一張，對我來講，這件事也是我的價值排序。」當民主存亡在即，沒有什麼比一個人日日去當罷免志工這樣的行動更踏實。
文學的力量
在這次的運動中，劉芷妤觀察，在藝文產業中，文學人願意站出來表達自己的立場，一是因為產業市場不同，二是在作品裡，作家的思想和立場理論上是藏不住的。且歷史上文學參與政治並發揮影響的例子眾多，就如李昂《殺夫》和鄧如雯命案促成《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也影響了通姦除罪化。
「社會文化其實是堅強地走在法律和制度前面的，它是去推動這些東西的力量。」對劉芷妤來說，必須去支持、去闡述，這個社會文化才有辦法調整成，能夠承接住受害者的模樣。
劉芷妤進一步點出，就如截至四月底已經累積至三百多篇文章的「筆桿接力」，演示了文學在社會運動中帶來的力量，「這些創作不只是為了當下的議題發酵，也是歷史的展現，是史料的堆積。此時我們會有一個高度的、大量的、瞬間的堆積，這件事對將來──如果我們還有將來的話──很重要，這是一個政治和文化一起並進的過程。」
「假設有以後的話，」話說到這，劉芷妤的眼淚在咫尺，「假設有以後的話，它會是很多人可以迅速進入思辨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假設以後，我們還是台灣人。
「它對以後的人來說很重要，但對我來說，是先要有以後。所以我會選擇這個價值排序──先有以後，你們來寫歷史，我來讓『以後』有辦法成真。」
女性的力量
「之前政論節目有說過，在我所處的罷團，男女比例是所有已知罷團差距最大的。」擔任志工時，劉芷妤的確也觀察到，與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相比，台灣女性越來越願意站出來，支持政治活動。
劉芷妤認為是太陽花運動之後，蔡英文、蕭美琴等女性政治人物崛起，讓女性參與政治，不再是課堂上的空談。另外，《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本書的出現也很重要，雖然是令人悲傷、心碎的故事，但林奕含寫出了這件事，於文學、體制都是個強大的反擊。出版至今八年過去，人們談到性別議題，仍舊會提起這本書。
「這兩件事，一正一反地，把台灣的性別意識慢慢推回正軌，大家開始覺得女人可以接觸政治，而不是女人『也』可以接觸政治。『也』這個字被拿掉了，它變成一個嘗試，我們不需要這個字，我們可以就可以，我們想要就想要，而不是被允許這麼做的。」數據顯示這波大罷免潮，罷團的志工高達九成是女性，又以 30 歲以上的媽媽為最多。我們看見那些站上街頭的，不僅是關懷社會的青年，更多擔心下一代孩子的母親，放下鍋鏟與公事包的女人，此刻正在保衛國家。
如果女性主義代表的是解放與擁有選擇，那麼何不讓我們同時是媽媽，也是一名女性主義者！讓媽媽在每個階段與過程都能夠有自己的選擇，從懷孕時開始做起吧！受不了這一切的、辛苦的媽媽們，團結起來吧——媽媽們不需要再獨自忍受社會枷鎖，透過交換資訊、現身公共場所、組織團體，母性會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改變社會對母親的偏見與眼光，最重要的是，這一切努力也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孩子，讓孩子成長於更平等的社會中。
抵抗的迫切
或許也是這次罷免讓她理解，即便發聲不等於對話，仍有說話的必要：「當我站在街頭，我就是一個 nobody，別人停下來罵你兩句白眼你都是家常便飯。」不同於以作家身份，在一個舞台上說話，站在街頭上，人人都是 nobody，人人也都是台灣人。
劉芷妤日前在臉書寫下「我們此刻抵抗，是為了未來還能抵抗。」抵抗是為了什麼？她的回答是，為了下一代。
「就是為了下一代。這不是矯情。」就如《女神自助餐》是劉芷妤寫給她的親姪女六月兔，「對我來講很重要的，你會想到她未來要活在什麼樣的世界。」
她回想太陽花運動期間，324 那天凌晨，她在行政院被警察拖出來的絕望。「因為你不覺得他們會往後退，你也不知道未來會變什麼樣子。」
那天劉芷妤在公園待著，等天亮要上班，她一直在想，等天亮時要打給六月兔，跟她說說話，「但天亮時我不敢打，因為我打回去就會哭，她會不知道我在哭什麼，我也沒辦法對她解釋。」
「那時候真的深深感受到，我在乎的不只是六月兔而已，廣義來說是為了每一個孩子。」
言談之中，一直感受到劉芷妤對於抵抗、對於行動的迫切感。劉芷妤說，那股迫切感其實從小就有。
「我高中選志願時，我從來沒有想過當作家，我很想當的是記者，而且是戰地記者。更小的時候甚至是警察、偵探。後來想想，這些志願其實都有一個脈絡可循，就是我想要跳到前線去，撥開並找到真相和正義。」
劉芷妤對此毫無保留──她認為，社會變遷至今，上街頭或參加連署志工，已經很容易被接受，也很容易做到，自己並不是什麼多了不起的人，在做什麼多了不起的事。為了她在乎的事，為了她對於重要事物的價值排序，只要是她能做到的事，她都會去做。
「雖然寫小說或做幕後比較符合我現在的個性。但畢竟我從小就有這種傾向的人，所以假設有一個可以跳到前線的時候，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跳出去。」
採訪那日，劉芷妤跟我們說，她在自家窗戶邊掛了一個宣導罷免的訂製紅布條，他們才一掛上去，下午就接到電話，被社區委員會以「為了社區和諧」為由規勸撤下。然而劉芷妤確定，掛布條並沒有違反任何社區公約或法律，便「不聽規勸」，繼續掛下去。
沒有撤下的紅布條，還會持續在許多地方飛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