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國籍的標籤，我是誰？專訪柳廣成《敵國鬼子》

「你是哪裡人？」這個平常不過的問題，對柳廣成來說，始終難以言說。

柳廣成的作品以 5B 鉛筆深沈濃郁的線條，刻下賁張的情緒，以為他會有幾分憤青氣息，實際上，他是個在專訪時、杯水沒了也不太好意思說要裝水的人。

他的內斂與靦腆，與漫畫的張力形成對比。在漫畫圈獨樹一格，名字始終與「政治」、「香港」、「社會寫實」緊密扣連的柳廣成，在現實中是一個安靜低調的觀察者，直到我們聊起他童年最愛的動畫《星之卡比》，他的緊繃感突然放鬆，大大的笑容才在臉上展開。

這部童趣的動畫是柳廣成在每次被迫移民、感到挫折時的心靈救贖，「就像卡比一樣，突然墜落在陌生的異星展開生活，這幾乎是我童年的常態。當卡比受當地居民接納，成為夥伴並一同對抗外敵，那些場面總能安慰我的心。」

不再只是畫別人的創傷，隨著漫畫新作《敵國鬼子》出版，柳廣成將目光轉向，以鉛筆反覆勾勒，尋找在國境邊緣流轉、不斷被貼標籤的自己。

標籤之外

《敵國鬼子》的開篇，是一段關於身份與標籤的殘酷洗禮。柳廣成在日本長大，他首先是察覺自己姓名特殊意義的日本小學生；隨後全家移居中國東北，一夜之間成了學校裡被集體霸凌的「日本鬼子」；遷居香港，他的日本身份反而成為同儕欣羨關注的話題。然而，在這之間，父母是「中國人」的身份，也更加模糊了認同。

這種被他人眼光擅自定義的痛苦，在漫畫中化作一幅幅極具張力的畫面，小孩的臉被混濁的顏料潑灑、淹沒，柳廣成描述當時的心情就像這幅畫面，「那個小孩子本身的模樣被周圍的人擅自定義，被人們預設的各種想像、標籤給淹沒，而小時候的我對這一切無能為力。」相較於議題性作品，這本描述他生命經驗的漫畫，有許多濃郁的情緒與深思熟慮。

在公共視野中，因著與香港反送中運動同步被關注的作品，柳廣成被貼上諸多標籤，他理解那是社會運行的法則，媒體或大眾需要標籤作為有效溝通的捷徑，但他內心深處真正期待的，是日常和朋友們相處時，拿下刻板的濾鏡，「只要能確保私下和朋友交流時，他能從一張白紙開始認識我、能用對待朋友的方式和我來往，而不是往我身上貼標籤，那就足夠了。」

童年巨大的陰影，使他始終質疑標籤。來到臺灣後，朋友們說他有著港片裡香港人的直率與犀利；但他在香港時，朋友卻覺得他溫柔客氣得像個日本人，「那我到底比較像哪種人呢？我覺得我就只是一個普通個性的普通人。」柳廣成苦笑，語氣裡有著看透後的淡然，一旦人們先知道他的多國移居背景，不免把這些標籤往某個國籍或成長背景上貼。

這種探求問題本質的思考習慣，源自於童年受到霸凌的那段時間，初與家人移居中國東北時，他完全不會說中文，柳廣成遭遇的歧視不僅是同學間，也包含身為成人的教職員，「當時我因為身份受到眾人的排斥、霸凌、被當『敵國鬼子』罵跟欺負時，我就想知道，為什麼我會受到這些待遇呢？」他鑽進圖書館，在文史藏書中試圖找出原因，最終發現那些暴力與憤怒源自於中日戰爭與沈重的歷史，「我才理解他們的情緒從何而來。」

「我想跟身邊的人說清身份，但往往徒勞無功，才明白其實一個人越急著證明什麼，對方就越不願意聽什麼。」於是他換了一種方式，安靜等待，交由時間去處理、證明。

2021 年移居臺灣，柳廣成不再急著向每個人交代身份，他輾轉於幾間酒吧，渴望從頭與大家交朋友，無奈有些老闆以他的名字作為銷售宣傳，這令他感到窒息。在漫畫《敵國鬼子》的最後以「打鐵町 49 番地」作為漫畫收尾，柳廣成感念酒吧老闆即使在認出身份後，始終保持一視同仁的態度，「這種『不特別』反而讓我最自在！」

熟識的酒友聽聞柳廣成初來臺的蝸居處境，邀請他同住公寓，他笑稱這棟根本是被出版人包圍的樓，樓下是書店，鄰居有作家和編輯，如同卡比一般落地深根、獲得夥伴，接下來，戰鬥開始了。

與手足前行

外界總認為柳廣成的作品裡充滿「憤怒」，但他本人對這些情緒有著極其細膩的分類。

「《被消失的香港》的憤怒直接且急迫；《困在隧道的青春》是對世界各處充滿鳥事的無力感；而《敵國鬼子》的憤怒、深沈、鬱悶，不是放聲吶喊，而是在累積壓抑這麼多年的情緒之後，如今透過畫畫一點一點去療癒自己。」

「反送中不是我價值觀的轉捩點，它只是成長過程中的其中一個事件。」柳廣成透過漫畫向內探索、也向外對話，猶如倒敘法一般，《敵國鬼子》裡的柳廣成被迫認識政治——1997 年香港回歸後，人民普遍對政治冷感，2012 年，由年輕學子發起一系列社會運動，高中生、大學生上街要求教育改革，使柳廣成對香港人的公民意識大為改觀。

「那些自發的公民運動讓我察覺，香港並不是我原本想像中的冷漠，香港人比想像中還要在乎身邊發生的事情。」2014 年雨傘運動激起更廣大的公民投身參與，柳廣成開始以畫筆響應，畫作多張貼於連儂牆而佚失。

2019 年香港爆發反送中事件，社會大眾集會遊行，柳廣成眼見香港主流媒體在政權壓力下粉飾太平，於是和「手足」^[註]一起在社群上發聲，「現場發生什麼，回家就畫什麼。」當下純粹的急切與衝動，令他發表〈爆眼少女〉插畫於社群，怵目驚心的畫面在社群瘋傳，將柳廣成從 Nobody 推向 Somebody，集結出版《被消失的香港》，以填補香港歷史中被撕去的一頁——「希望這些事不要被遺忘」這樣明確的使命，也接連開啟許多議題漫畫的商業合作機會。

^{[註]「手足」是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抗爭者之間用以互相稱呼的專用語，代表互信、共患難的夥伴關係。此稱謂將示威者在危急時刻的距離拉近，即使不認識彼此，也視對方為性命相護的兄弟姐妹。隨著《國安法》實施，許多「手足」面臨被捕、起訴或流亡海外。}

然而成為 Somebody 有其代價，政治立場導致原有合作破裂，言論在社群被放大檢視。柳廣成坦言自己曾害怕過，「但當我看到更有知名度的藝人、演員願意站出來，他們付出的代價更大，我就知道自己不需要太害怕。」

採訪期間，柳廣成反覆提及，自己想從「一張白紙」開始。那也說明了，他那充滿議論的生命經驗與作品有其沉重，「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特別堅強，或特別能承受太多目光關注，有時候寧願回歸到私人生活、很低調的狀態。」

2021 來到臺灣後，他的觀察視角變得更加冷靜。他曾在臺灣遊行現場看到示威者與警察在法治程序下和平共處，這對經歷過香港黑警暴行的他來說，是極大的感觸。

他理解臺灣社運現場「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這句口號的聳動性，「喊出口號的人試圖想跟大眾溝通，香港有許多的案例發生，你可以把香港當作跟中國往來的參考，再去思考臺灣要不要對中國更有警覺心。」但他也擔憂地指出其中存在風險，口號為了宣傳效果而簡化，可能多少會斷章取義，或是直接把香港模式套用到臺灣政黨上。

他觀察到，有些香港人會將國民黨與民進黨直接對標香港的保皇派與民主派，卻忽視了臺灣本土政黨背後的歷史脈絡。「我來臺灣之後，刻意把過去在香港的政治理解先放一邊。」他期待臺灣能出現一個平臺，在其中，人們能放下政黨立場，單純去討論公民權利、法治精神與自由人權，「那才是一種客觀的公民意識，而不是一開口就從政黨立場去切分敵我。」

手足流離，近年，香港越來越少上國際新聞了，黎智英受香港政府判決，違反國安法罪名入獄，這則最終審判受到國際關注，柳廣成說：「雖然好像已經改變不了什麼了，但至少還有其他國家會看見香港正在發生什麼、還有人會在乎香港的變化的。」

為什麼必須是漫畫？

大眾今日對柳廣成的鉛筆印象，背後是一段長期的創作摸索與實驗。過去他深受日本漫畫影響，曾以沾水筆作畫，多半以短篇形式於香港雜誌上發表，卻始終等不到連載機會，只能不停投稿，柳廣成形容那段時期彷彿遊戲卡關，人生停滯不前。

直到 2017 年受邀參加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柳廣成靦腆地說自己有幸與會、大開眼界，現場形式與風格各異的漫畫作品隆重展出，讓他徹底震撼。回到香港後他停止投稿，關起門來展開一場關於鉛筆的對決。

柳廣成苦於「草稿」與 「完稿」的矛盾，他提到許多前輩的鉛筆草稿充滿情緒張力，卻受限於出版社規定，只能用沾水筆描線處理乾淨，才能給讀者精緻、有誠意的完稿，但在整理的過程中，屬於作者的瀟灑與情緒往往被抹消。

經過安古蘭的洗禮後，柳廣成不再糾結於沾水筆，他鑽研出一套能保留原始筆觸、卻能達到完稿精緻度的做法，選定 5B 鉛筆的彈性，定下屬於自己的作畫風格「讀者能感受到作者的情緒自然流動於筆觸裡，那是今日 AI 無法揣摩的。」

這種直觀的情緒反應，也在他改編李昂的文學作品《北港香爐人人插》時，經歷了最深刻的考驗。

《北港香爐人人插》的原始文本即是以臺灣政壇為背景，藉由描寫男性對女性品頭論足的行為，探討女性主義、權力、情慾與道德議題。

「這是我第一次如此嚴肅地理解性別議題，我明白男性長期造成女性的傷害，使得女性要爭取平等權益。作為一名男性，我始終存有一種原罪感，因此潛意識中一直畏懼、迴避碰觸性別議題。」柳廣成坦言當時深陷於自我批判中，一邊困惑於李昂找男性改編的用意，也擔心能否適切地為女性發聲。

在內心激辯並與原作者溝通下，柳廣成理解性別議題不只有單一性別參與，而是公共的、男女共同思考的課題，他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分鏡畫面，將原本可能帶有侵略性的「男凝視角」，轉化為對父權社會的諷刺與再現，「第二次李昂老師再次指定要合作《鴛鴦春膳》時，我已經把這些掙扎走過一輪，反而能在畫面上大膽嘗試。」

在流動間抓住一個普通的日常

在《敵國鬼子》裡，有一幕，是還原柳廣成離開香港前的場景：「離開香港前，我跟我爸有點關係變化，我長大開始抽起菸後，反而跟他多了許多話題，我就是在這個時期問他，為什麼最初選擇去日本而不是香港，他就說想要跑去遠一點的地方，或許是日本或美國。」

當初，想跑遠一點的爸爸，與此刻，逃離香港的他。他作為一名成人，重新與父親對話，似乎也能寬慰那個背負不同身份標籤的小男孩。

對柳廣成而言，《敵國鬼子》是一次完整的人生歸納，在完成這部自傳作品後，他來到了更緩的心境轉折點。

「搬家真的太累了，那是心理上的疲憊，你要重新適應環境，重新面對他人的眼光。想到要再經歷一次，心就很累。」他現在最嚮往的，是那種「可以若無其事、正常一般地過日子，而不是在一個新的地方當『一個特別的人』。」

柳廣成在臺北拼湊成長的碎片，在 KTV 點九〇年代的動漫、日劇和偶像經典歌曲，「歌本身的意義不重要，但是它們陪伴著我曾經有過一段很快樂的童年。」而在港式茶餐廳的熱氣中，他則是用味覺指認記憶裡的香港，「只要味道接近，我就覺得很好吃。」他試著撈起那位曾被墨水淹沒的孩童，還他一個快樂單純的童年。

「我好像差不多把畫畫的熱忱燒完了，我過去畫過的那些漫畫，都讓我覺得好黑暗、好沉重。」長年承載沈重的政治與社會議題，讓柳廣成感到責任感正逐漸取代對畫畫的熱愛，或許，《敵國鬼子》是他終於面向自己的開始。他坦言相當想念當年為遊戲《Rusty Lake》畫 Fan Art 的單純，想念在法國出版的那本「一對男女在街上逛街、沒有劇情」的輕鬆小品。

若不是社會何其困難，其實他的心思輕如一張白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