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中國、活過香港、來到臺灣，最理想的選擇是貓星——專訪金其琪

小時候，金其琪的母親帶著她一起去爬山，那條山路是一個知名景點，山川壯麗，但沿途有許多乞討的人，「我小時候被保護得很好，國小以前從沒一個人出門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乞丐在討錢。」金其琪的小包包裡裝了一些母親給的零錢，由五塊、一塊、甚至零點五塊拼湊而成的零錢包。「那裡有滿山的乞丐，我沿途看到每個人，就給他們一枚，到了山頂，我就發現我沒錢了。」母親發現了，她告知金其琪，這事情不能這樣做的，這些人裡，可能有人是騙子，「我第一次意識到，普世倫理告訴我的道理，在現實中是會有折損的。」

後來，母親只給她很少的零用錢。

金其琪理解到，憐憫並無法拯救蒼生。好在她後來成為能寫的人，她在端傳媒、明報周刊寫中港臺，又一支記者的筆打磨成人類學學徒的筆，用緩慢而漫長的方式，逐筆記錄下在此地他方移動中所見之人。

記者的筆尖

大學時她在北京唸新聞系，「當時北京有一條街，是要上訪的人會集中的街，例如房子被迫遷、要維權，他們就會跑到那條街去申訴，學長姐們告訴我們可以在這裡找個案，那些個案大多是沒人要聽他們說話的人。」金其琪也跑到那條街上去了。

她稍微有了辦法，跟她難以自處的同理心面面相覷。「我之所以會用寫作的方式，只是因為這是我比較擅長的方式而已。」

大學唸的是師範大學，因為父母仍期盼她能當老師，「我非常不想走我父母安排的路，可是我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要做一個記者，直到大學時，我們做校園刊物，老師會推薦我們去各大新聞機構實習，就是這麼自然而然開始的。」

「我明白我們永遠無法取消世界的苦難，即使到現在，要面對這個問題，我仍然覺得非常難。」金其琪只是剛好知道怎麼寫字，所以使用了這個工具，「做記者這件事，是做得滿順手的，然後也剛好⋯⋯每個人身上可能都缺了某一塊東西，做這件事，填補了我缺的那一塊。」要說自我實踐嗎？她說，也沒這麼偉大，這樣說別人的苦難，好像有點太自私了，只是填補了自己的洞而已。

她寫的多是國家裡的少數、或被壓迫的族群，無依與失根是她始終的主題，從古典新聞專業主義的訓練走來，博士班研讀民族學，似乎也是對時間的執著，新聞是有時效性的，而什麼東西可以追得更深、留得更久呢？當她看見人類學家是如何進行田野，她也有了答案：「記者是這樣，如果你知道的東西是十分的話，你就要寫十分甚至十一分出來；如果你是學者或者人類學家，知道的事情是一百分，但你只會寫十分出來。」

人類學的姿態是學習，世界很大，我們僅懂皮毛，而人類學家必須持續追逐一個方向，與世界的人事物建立一段深刻的關係。

馬桶蓋的 IG @toiletcoverisacat

「可以把馬桶蓋的 IG 放進文章嗎？」

沒問題。

金其琪盡其所能地安利貓咪馬桶蓋，有點阿嬤炫耀金孫的樣子，連她第一本書的扉頁，作者簡介下的 QR Code 也是馬桶蓋。

2018 年，金其琪在香港準備考臺灣的博士班，她為了做蘭嶼相關的研究、一個月飛來一次，經過臺東旅居，她在朋友家遇見了馬桶蓋，「當時是春天，是生小貓的季節，朋友常常在路上撿貓回去養，馬桶蓋就是其中一隻，牠是裡面最愛社交又愛吃的。」

她決定，如果申請到臺灣的博班，就要把馬桶蓋接過來住。

來到秋天，金其琪跟馬桶蓋已經成為一家人了，跟隨博班的日子展開新生活。「有時我像牠姊姊，有時像媽媽，很像在養小孩啊，也有分離焦慮的狀態⋯⋯沒有辦法把小孩一個人丟在家裡， 如果長途旅行，我會很掛念牠。」貓咪好像永遠長不大，她說這種類母嬰關係，難以課題分離，似乎也永遠停在那裡。

開啟馬桶蓋的話題，金其琪很難停下來。她模仿馬桶蓋的不同叫聲，意昧著什麼，超級奶音、呼嚕呼嚕、低聲嘶吼⋯⋯一個母親最理解孩子聲音的表情。「馬桶蓋從高處落地，腳掌落地時，會發出輕輕的哼聲，這個聲音好好聽啊，很像可愛的女生提重物要發出嘿咻一聲。」出門搭捷運，她也一直在看攝影機裡的馬桶蓋，彷彿她們不曾分開。

一個生命需要她，她感受到生命的渴求，感受到留在某地與回家的理由。

與母親八小時的距離

「我小時候有一個很傷心的故事，我有養一隻小兔子，忘了哪裡來的，雖然是我想養，但大多都是我媽在清理，她可能覺得很麻煩吧⋯⋯有一天我回家的時候，就發現小兔子不見了。」媽媽把小兔子送給一位同事，但至今，金其琪仍懷疑著這件事。如同她無法對母親感到確信。

金其琪又說了，以前養蠶寶寶，往往被她養死，植物也是，金魚也是，好像生命跟她沒那個緣。

「我什麼都養不活 。」她對生養這事缺乏自信，直到遇見馬桶蓋，她發現母女關係是可以這樣的。

不像她與媽媽。

「我可能三十年後都談不好這個問題。」金其琪是獨生女，彼時中國家庭，多數都只生一胎。1982 年底，中國將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政策」定為基本國策，直至 2013 年都這麼實施。這個政策的成果，使得中國父母在兒女的教育上投入龐大，同時，也使得男女比失衡，1980 年至 2010 年間，平均每出生 100 個女孩，就會有 118 個男孩出生。然而，通過暴力或社會懲罰方式而限制國民生育權利，也使得大量婦女被迫墮胎和結紮、嬰兒失去生命或被丟棄。

「我的同學們也都是獨生子女，我成長的沿海地區、這一輩的小孩，通常在良好的教育與經濟資源下長大。」獲得充分的資源，1992 年生這一代，多數讀到高學歷，擁有不錯的社會發展。而金其琪卻是其中，感受到「家庭的給予」並非自己渴望的異數。金其琪決定結婚時，前往香港看 my little airport 的專場，「順便」跟伴侶一起見了父母，「在他們看來，就是⋯⋯三十幾歲的女博士生還有人要啊？」

「我媽是那種勤勤懇懇的女性，努力用功，去達到一個理想女性的模樣。我從溫州、北京、香港到臺灣，一路的經歷使我發展出自己的價值觀，我始終覺得，我要跟我媽達成溝通是不太可能的。」金其琪不讓媽媽看自己「在外面」寫的文章，也不讓媽媽知道自己的刺青，對她來說，這是一種奢侈的距離。

「她一定不會同意。」為了避免衝突，金其琪選擇離家很遠。她大學時選擇在北京唸書，就是因為回家一趟，要八小時的車程，「我記得我中學時，就在寫一個關於逃家少女的小說了。」

但什麼是家呢？

安家與離家

「香港就是很接近家的狀態，狀況有點類似⋯⋯著火了，我逃走了，所以最後沒有在那裡安家。」

香港是她有鄉愁的地方。她在這裡長出自己的價值觀，也經歷許多成長的第一次，「我第一次在這裡租房子、第一次獨旅、在這裡開始做記者，有一大群自己的朋友。」在香港，她開始全然地為自己做決定。然而，她因為唸博士班短暫離開香港，沒想到就再也回不去，香港發生了反送中運動，金其琪的許多朋友，也因為政治因素有的離開、有的落難，「香港的人事物與地景，許多都消失了，那是非常慘痛的一刻。」

在金其琪離開香港後的這幾年，香港陷入一陣巨大的抑鬱，有人說死去的最難被替代，香港對她來說就是這樣。而彼時她因疫情困在溫州，她自陳：「你甚至也不在自由世界的任何角落裡抬頭望香港，你靜寂無聲，像你在這國度出生時就被要求的那樣。」

金其琪這幾年在公開場合，不免遇到一些年輕人，詢問她「身份認同」的問題，尤其在臺灣這樣多元族群的島嶼：「外省二代三代、甚至是臺灣二十幾歲出頭的大學生，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去與長輩相處，比如說，他們的長輩有眷村出身、深藍的人，而他們又面臨新的臺灣人身份認同的問題，他們感受到自己在同齡人當中是格格不入的。」

「臺灣的經濟階級是很特別的，它可能跟你的家族是否曾在國家體制裡獲得資源有關。」

所謂「外省第二代、臺灣人第一代」正在發生，他們是否也面對著家族歷史複雜的共犯結構與「霹靂力矩」？金其琪認為，這些二三代，在面臨交織性的權力議題：「在這裡面，有經濟的階級議題，也有種族的、性別的，你不能只考慮到族群的問題，身份有很多面向。」

小至一個家庭，大至一個國族，都在面臨這樣的複雜。

「我在臺北的時間很長了，但我很難說，臺北是我的家，我想念這裡時，通常是我居住的地方，那一個房間，有我的先生，有馬桶蓋。」金其琪說，她喜歡在居住空間的牆壁上，貼上許多她搜集來的紙、海報、酷卡等等，每當要搬家，把這些東西收闔起來，抵達新的地方時再展開，「當這個空間有了我的痕跡，才是我的地方。」

她說，自己與臺灣土地的關係，還是得再想一下，臺灣是個差別很大的地方，「在臺北，人跟土地的關係⋯⋯應該說，人跟房地產、鋼筋水泥的關係很密切，但在花東，你可以靠近泥土、海洋。那種感覺，似乎更靠近歸屬感。」金其琪喜歡買小農種的東西，「我很在意透過食物去建立這種連結，我常花很多心思去買小農的農作，你知道它的產地，種植的人叫什麼名字⋯⋯」

知曉事物的名字，使她感到確實。

選項之外的答案

「那時我因為回鄉過年和陪母親過生日，而在溫州遭遇 covid-19 的第一波侵襲，而有 9 個月無法回到臺灣。我想那之後的幾年，包括現在，我都仍處在一個漫長的復原期，從那 9 個月，還有從 2019 年及後香港的動盪中復原。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覺得我生什麼病都不奇怪了，因為吞下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倖存是有代價的。」——金其琪寫於《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後記

金其琪在《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一書裡談了自己流離於國家之外的邊界感，而疫情之際，她被困在溫州，又受不了與父母同住的壓迫，最後好幾個月都在邊境的旅行度過。那時，「回來」臺灣的時間遙遙無期，兩岸關係也緊張，她甚至想過，如果就住在藏區，跟這裡的人民一起生活，沒有收訊、只有衛星電話可以打，好像也是可以過下去的。

還好她「回來」了——「這裡的自由，當然是我想回來的主因，我可以成為我想成為的人。」

不像「回溫州」時的她，拆掉耳環、遮住刺青，宛如穿上另一套的自己。

她生在中國、活過香港、來到臺灣，所以金其琪，你是哪裡人？

「最理想的狀況，是沒有國的邊界，也沒有種族、物種的邊界⋯⋯我覺得，貓星好像是很好的選擇。」

有時金其琪望向她那些年輕的讀者，她都會想「你們才 18 歲，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才對我的書感興趣呢？」或許，對這些人來說，像金其琪這樣，不選 A，也不選 B 的人少之又少，「如果我都不是的話，我可以怎樣作為一個人呢？」

金其琪喜歡搜集很小很小的東西，比如耳環、紙製品、帆布袋，「我後來發現，我搜集的都是很好帶走的東西，因為你總是在移動，所以不敢買太難帶走的東西。」連她愛做的小誌，也越做越小。

她總是擔心自己會離開，可又忍不住買些小物佔據空間，讓自己有停留的理由，好比一隻貓留下氣味。

金其琪對自己的矛盾時常自省，疫情時穴居在溫州家，母親叫了外送送口罩，對方找不到地址，她在一旁氣急，忽地想起，那可能是連開導航連網路都不太捨得的老夫妻：「這些人，也是為像我這樣可以躲在家叫外賣的人，負重前行吧。我躺在舒適客廳裡的不耐煩和氣急敗壞，該引以為恥。」

這個世界上不乏被排除的人，金其琪想起了童年時經過乞丐山的自己，「你知道嗎，我到現在經過捷運站，看到站口賣面紙的人，我都會不好意思看人家，好像我不去買他的東西，就不夠善良。」結構性的苦難是無法被取消的，她終於知道，她無法拯救整個乞丐山的人，然而，她卻仍然對他們心生憐憫，所以她繼續寫下去。

那過剩的同理心，如同賣不完的面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