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胡慕情就喜歡聽故事，她讀各式各樣的故事，成為了一個喜歡聽故事的人後，她決定要成為記者，「以我國中貧乏的想像來說，能夠聽到最多故事的，大概就是記者了吧。」
讀著故事的童年，多是一隻叫「咪咪」的狗陪伴她長大，直到咪咪活了 15 歲，生了嚴重的病。胡慕情在她生日那天，帶咪咪去安樂死，她要永遠記得，責任是怎麼一回事。
她的第一份工作在《立報》，寫著寫著，閱讀大量好作品，打磨出自己的聲音。寫稿的時候，胡慕情會唸稿，還真的是發出自己的聲音。
說也奇怪，她是在辭職第一份記者工作後，才確立自己是可以當一名記者的。那時候，胡慕情出版了一本《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記下農村灣寶十六年間的抗爭。
許多人說，胡慕情用字節制，但她是一個情感豐沛的人，幾次採訪現場，她的同事對流淚的受訪者保有距離，惟她與受訪者抱在一起哭。
通往事件初始的山難史
採訪現場是這麼不容易，如同許多生命現場，讓人措手不及。
疫情時，胡慕情剛失去她豢養多年的貓，如失去至親。朋友帶她出門散心，沿途經過龍洞，友人提起上攀龍洞的想法，日後兩人一同去了抱石。胡慕情步入戶外運動，也認識了她的伴侶，開始探索這個圈子。
隔年 2023 年的 5 月 20 日，不幸的消息傳來——「霧臺鄉」飛龍瀑布一行十人溪降 [註] 隊伍，忽遇溪水暴漲被沖走，在這起意外裡，十名溪降好手有五人罹難。戶外圈就這麼大，消息一下子傳開來，在風暴邊緣，胡慕情以《河人》紀錄下了這趟救援過程，留下臺灣少數的山難文學。
最初關注飛龍瀑布，是因為高中好友前去救援，後來發現，罹難者之一竟是伴侶的學妹，當時的輿論，不可避免引發了親近者的創傷；此外，莫拉克風災後，極端降雨頻繁，地質破碎，霧台鄉的豐沛的峽谷地形，仍是溪降者的探勘之選。飛龍瀑布事故引起戶外圈譁然，這支有經驗的隊伍，遇上不可預測的風雨，臺灣社會輿論充滿批判的當下，胡慕情想的是，有沒有可能，我們有一種新的角度，理解山難？
「我的高中同學小草是其一救援者，因此我很關注整個事件的進度，臺灣的山難一直以來都備受批評，這次事件，是少數官民合作順利的案例。之所以想做這個題目⋯⋯我假設，今天是我的伴侶或親近的朋友發生這件事，我會怎麼面對？當別人責難他們時，我會如何捍衛或訴說？」
極限與冒險運動的探勘者以身體經驗探索邊界，當他們觸及令人啞口的美，也在深切聆聽自然的訊息，足跡踏過臺灣的山岳與河流，將身體紮根進大地。「我想探討的事情，通常會有公共性，因此我想透過這起山難與救援過程，討論極端氣候與戶外活動的風險。」臺灣地質構造變化快，也切出無數條美麗雄偉的溪流，自然交互作用下的深不可測，直指人類的渺小。拆解山難的複雜性，看見事件中立體的人，用故事的角度，或許我們有機會聽見，探勘者們想說什麼。
採訪過程中，胡慕情遲遲未得到倖存者的應允，在採集一手資料上多有難度，除此之外，「就寫作上，為了讓人物立體，會有一定得拿到的材料，但對家屬來說，可能在倫理上是有些問題的，或者說，那份死者的記憶對他們太珍貴，他們不希望被書寫。」因著情感距離的不同，胡慕情在寫作架構上有了轉向，「這本書不同於《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不僅是人物的立體性，我希望內容可以支撐出能談制度面的東西。」於是她爬梳了臺灣登山史，去理解這些仰望高處、探入河淵的人，為什麼可以為了朝向生命的山冒險，這也稍稍彌補了倖存者在本書缺席的空白。
「用歷史事件串起來，是為了讓社會大眾去理解，對山難的斷裂認知。」
[註] 溪降（Canyoning 或 Canyoneering）是一種戶外活動，通常涉及在溪流、河流或峽谷中進行探險。這項活動結合了多種技術，包括：在岩石和懸崖上攀爬、從瀑布或滑道滑下、在溪流或湖泊中游泳、使用繩索進行下降和攀登。
摸索生命的界線不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登山運動中，有走百岳這樣較為安全的路線，也有探勘類型的活動，他們走鮮少人涉足的路，早年，這樣的探勘，往往仰賴在地原住民的帶領，他們熟悉風的聲音、山林的方向、植物的訊息；而今，因為探勘者深研登山技術，原住民大多退位為像書籍中晨皓這樣的接駁人，帶領欲探勘的隊伍抵達車子再也不能抵達的地方，接下來的路，讓他們自己走。
儘管如此，「晨皓告訴我與那座山有關的知識與背景，補充了那條溪流對原住民來說是怎樣的存在，讓事件更為立體。當地人還是會接觸這條溪，只是他們不會到上游去，這條溪是危險的，但他們仍能與它共存。我意識到，這群去溪降的人，也是在尋找他們與這條河共存的方法。原住民使用這條河，是為了維繫生命；溪降的人使用這條河，是為了認知自己的極限。摸索自己的界線，難道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嗎？」
那麼為什麼，人們會在不理解這項運動之前，就判斷它是一項玩命的行為呢？
「極限在那邊，你去接觸，可能產生純粹的體驗，而極限，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一樣的。有時候所謂純粹的體驗，是發生在，你突破了自己所沒有想過的狀態。」
然而，胡慕情作為一個記者探索的，並非單向度的感性，她亦納入許多理性經驗，採訪臺灣山岳界的好手李佳珊——「目前臺灣缺乏群體極限適用的標準值，未來臺灣必須關注的方向是『在政府開放的地理資訊』下累積足夠多人的體感資訊，這樣的數據才能成為可參考的客觀資訊，進而變成安全的基礎。」
所謂極限不是挑戰未知，而是客觀事實下，自身界線的定標。
一個記者的身體使用方式
作為記者，胡慕情一直在從事高強度的腦力活動，身體是什麼？她並不明白。疫情期間，她去學了潛水，「學了以後，我才發現，潛水是一項高風險活動，你要學會控制你的呼吸，學會及時撤退，你要知道你身體的界線在哪邊。」
「如果你不斷地靠氣瓶，其實根本下不到你要下去的地方，沒有辦法平穩地停留，你也看不到周遭的事物。你也得控制自己呼吸的量，在這個過程中，你會意識到，呼吸是有責任的。」
當放下恐懼後，她看見了原本看不見的東西：「光照進來，海裡是非常透亮的，一群剛出生的小魚游過去，很像星星，牠們的身體很透明，看到一個我沒有想像過的世界，這就是非常純粹的體驗。」
多年以來，她總是在接收各種資訊，轉換成報導，練就一支隨時能反應的筆與腦袋。直到接觸戶外運動，她才意識到，身體感如此重要，「你能夠使用你的身體，才能幫助你的精神。」學習攀岩則是如此：「這是一項背離地心引力的運動，懸吊在半空中，其實是件費力的事，我在攀岩時，發現我並不怕高，我恐懼的是，找不到下個點可以前進。」運動反映了她對前進的不安全感——不怕墜落，只怕無法進步。
所以她練習熟悉自己的四肢可以延展的長度，練習觀察前進路線，練習理解手腳不夠長的自己、其實也有優勢：「只要很小的點，我就可以踩住，然後前進。」
攀岩有意思的，是這麼大一面牆，適合每個人前進的路線都不一樣。「你可以找出你自己的路線，這個路該如何走出來呢。它是跟你的身體有關的事。」前年，她去北海道層雲峽攀岩，得先走過將近六十度的陡坡才能接近岩壁；，又如十勝阿伊努人和石駱阿伊努人的古戰場的十垣山岩場，岩壁的裂隙寬到可以吞噬一個人的身體，對新手來說，還是太難了：「最後我沒有爬上去。」
即使沒有爬上去，她想起當時的情景，仍樂此不疲地說「有趣」。
我愛我那小小多山的國家（嗎）
「國外與臺灣對待山難的文化差異，開始成為探討的支線，我疑惑人們可以倡議『我愛我那小小多山的國家』，卻一面恐懼山與溪谷。當我們未曾真正親近，基於什麼說愛？而當有人決心去愛，他們怎麼行動？」——《河人》
胡慕情成長於 1980 年代，彼時已高度都市化，「你基本上很難接觸到真正的野外，被束縛起來的自然，跟純粹的野性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當你不知道那個野是什麼樣子，你就不曉得該怎麼樣跟它一起生活。」被剪貼過的自然，使人們與自然越來越遠，人們並不真得有機會去觸及它。而當胡慕情走向溪谷，她看見臺灣溪谷的面貌如此錯綜複雜：「臺灣的河流是非常美的，很多人會特別去日本看奧入瀨溪流，當我走過臺灣的溪，我覺得那更美。由於地震活動的抬升，一直改變我們的峽谷地形，一座山會有無數的小溪流，對喜歡溪谷活動的人來說，台灣的溪谷是走不完的。」
幾日前，胡慕情走去馬太鞍的堰塞湖上游：「當下感受到，這個生命力的展現，你會覺得人真的很渺小，這個舉世少有的景色，你會震撼於它的漂亮與危險，它堪比美國大峽谷的雄偉與荒涼，同時又造成下游光復鄉這麼大的災難⋯⋯」
當她走下去，看到溪的源頭時，一陣哀慟與感動油然而生，「當你站很遠的時候，看到這裡是崩塌，當你靠近了，會看到那一塊一塊的岩石，是由雲母片岩、大理岩、石英片岩與綠泥石片岩組成的，它們都有不一樣的顏色、形狀、特性，那個岩石堆疊是億萬年的尺度，然而這個切面卻同時呈現了崩塌的瞬間。人類的生命這麼短暫，而我居然看到了這個。」
被遺棄的我們
小時候胡慕情經常往返木柵山區外公工作的場所，童年至成長沿途常見動物生死，此外，母系家族充滿各式破碎的關係，註定她關注死亡的命題、傷害的本質。她的報導，始終站在一種比較有距離的、邊緣的視角，看她所看的一切。
大阿姨曾嫁給日本人，小阿姨則與德國人結婚，殘肢的舅舅娶了一個越南女子。從小，胡慕情就在豐沛的文化組成裡長大。
「由於我是非婚生子女，我母親對我的態度起伏不定，我會去思考說，她為什麼這個樣子？」小時候，母親經常帶寵物回來，有時是鸚鵡，有時是狗，「但她從來沒有好好照顧過這些動物，有次養了金剛鸚鵡，金剛鸚鵡喜歡吃水果、葵花籽，但是牠常常沒吃完，就會有很多蒼蠅，我媽媽無法接受，最後強迫牠們吃飼料。」鸚鵡不吃飼料，最後餓死了。
人與動物的關係扭曲，人與人的關係扭曲。「這讓我很想了解傷害這件事，為什麼人會傷害人？當你對這個東西敏感，你就會想去解決⋯⋯尤其是我當了記者之後，會一直回頭處理這個傷害。」因著被傷害的動物，她剛出社會時，跑的是環境與動物議題。
小時候，比起跟人在一起，胡慕情更常與動物在一起，那些媽媽遺棄的動物。
很長一段時間，胡慕情責怪自己的存在：媽媽不快樂是因為我，我們家沒有爸爸，過得比較辛苦，我又生出來了，迫使家裡有更多經濟的負擔⋯⋯
母親喝醉時，總會說出傷人的話。一次，也是母親喝醉，她在眾人面前脫口：「看妳要跟誰走就跟誰走。」
人與人的本質是傷害構成的嗎？
「但是當你有了社會學的知識，你就會知道，欸這不對，這干我屁事。」胡慕情學會用一個較客觀的角度了解自己，她也發現，她再怎麼努力，都改變不了的母親。
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母親：這是一個單親媽媽，她早早就要出社會工作，養育弟妹，她很想要有一個家，但她遇到了不好的對象，所以必須回來依靠家裡。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想做些什麼能讓她快樂，但後來發現，真的沒辦法。」直到多年後，母親流著眼淚跟她說：「對啊，我是真的不想生下妳，可是妳長成現在這個樣子，我並沒有不開心。」胡慕情說：「她沒有不愛我。」只是這份愛太複雜。
即使關係扭曲，胡慕情仍覺得自己是被愛的，一個女性為主的家庭，互相扶持的母性關係，「我不會說我是一個特別幸福的人，但我也不是特別匱乏的人。」胡慕情說，小時候她讀的故事書，大多都是母親買給她的，世界名著、童話、哥白尼雜誌，「以前校門口不是會有那種書商嗎，我媽就在那買一套又一套的書給我。」她還會如法炮製哥白尼雜誌裡的科學實驗，在家裡自己動手做做看。
她從小就希望，不要讓人操心。幼稚園開始，胡慕情就會自己起床、刷牙、洗臉、去搭娃娃車，成為一個送自己去上學的小孩。
「好像也是攀岩這件事，讓我覺得，麻煩別人是沒有關係的。攀岩需要有一個人在下面拉住繩子，上攀的人，要足夠信任下面那個拉住的人。」當你明確知道對方不會放手，就不擔心自己成為麻煩。有一次，她去上攀，因為攀不上去，頻頻跟教練道歉，教練告訴她：「幹嘛對不起？我就在這裡等妳，妳慢慢想要怎麼攀。」
疫情時，胡慕情送走的那隻貓「毛咪」陪伴了她 15 年，撿回貓時，貓仍斷肢，她與毛咪建立了深刻的關係。養毛咪時，胡慕情一直記得母親帶回來的小狗咪咪，記得母親對牠的不負責任導致患病，於是她加倍疼愛毛咪，七歲以後，每年帶牠去健檢，每天幫毛咪梳毛。
好像，她也從這個生命週期裡，稍微理解了一點，傷害的本質是什麼，總有一天，傷口都會生出新的肉，總有一天，我們都會離開與被離開。
養育的責任是這樣，活著的責任也是這樣。
而那些離去的人，也已經盡力活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