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表最強的國文老師雄渾轉身，陳茻如今是二個兒子的父親，成為教育現場的另一端，從為人師到為人家長，陳茻認為在孩子真正的誕生面前，很難談方法、談理念。因此，他帶我們重返的先是時間，回到第一個孩子剛出生時，正值疫情，城市封鎖，醫療系統緊繃，而他更在同時成立了「與點堂」與成為了一個父親。
「小孩子剛出生，我們從月子中心出來，台北就封城了。馬上要面臨的是，當時我公司剛開一個月，而我父母又在還沒有疫苗的情況下確診，住進加護病房。」這些事情並不如同講述般，一件接續一件發生，它們彼此重疊。陳茻只能記得這段如今想來「很像疆屍片的日子」，他得每天出門拿朋友空投的物資，家事與公事充滿未知，他甚至不知道如果自己確診，剛出生的小孩該怎麼辦。
於是，教育暫時無法存在。
「我每天早上起來就是確認家人都活著。活著才可以做很多事情，這是所有事情的前提。」跨越這一個時空的邊界後，他也初初明白「父親」這個詞，不再只是身份，更像是一種重新排序世界的方式，對教育漸漸有了「不同的想法」，減去了一些原本以為重要的東西。
就像陳茻曾經以為，成為父親的他能冷靜或以實驗的方式來理解孩子，比如他跟妻子說過：「如果小孩一直哭，不理他會怎樣？」直到那個孩子真的出現了，開始發出哭聲的現場，他說起的自己卻是：「小孩一哭，我就抱。」
抱起那個孩子
從擁抱中誕生的，不是任何教育學的語言，反而是很直接的辨認出一個人原本的需要是什麼，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人不再承認這些需要。成為父親帶來的理解，其實更接近一種逆向的教育，從做一個父親，重新學會做人。陳茻的體會是大人一樣有這些需要，想要哭的時候有人抱、有人接住⋯⋯「只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有很多需求沒有被滿足，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親手把那個想要東西的小孩給掐死，長成了現在這樣，小孩出生之後，我會更細膩地看到這些。」
這樣的理解，也並不是只停留在「照顧」或「需求」的層次。若往更深的地方推進，它也是一個人如何面對自己內在那些並不光亮的部分，陳茻也提到自己長期受赫曼·赫塞《流浪者之歌》的影響，這本書不只作為一種抽象的閱讀經驗，而是一種幾乎可用來理解生命歷程的結構。「所以，我覺得在結婚之前，之所以我可以不在乎所有事情，其實也只是逃避。」逃避自什麼事物？陳茻也從赫曼·赫塞寫過的概念出發：「你愛這個世界，你不是愛一個表象，你不是愛一個你描述出來的虛幻的東西；你愛的是它的全部，你不能夠遮住我不要的東西，說我愛這個東西。既然我愛這個世界，這世界本來就是有黑有白有髒有誤會，包含我們內心很多的不堪、嫉妒啊、貪婪啊，所有情緒。」
如今的陳茻無意「成為更好的人」，更像是終於承認自己同時擁有那些部分，落地生活。
除了結婚生子，陳茻生活上更大的轉折，也發生在此處空間裡，如今的家園也訴說著當時他從深坑搬到三芝的決定。
舉家搬到陌生的地方並不是個浪漫的決定，深坑老家與當時家族內部的事務，讓當時的陳茻夫婦決定往外走，找家的人一路往北，穿過城市邊界，翻過山，搜尋到這一個看起來等待完成的地方——有院子、有地、有光，這棟房子曾經作為民宿，住進來後的陳茻也保留了一些過往色彩紛斕的部分。
當時他只在網路上看到了這套房子，便很心動，但對於三芝與房屋所在的芝柏山莊社區實在陌生，因此他原本是想約妻子「去看一眼，死了這條心」，誰知最後心沒有死，更下了決心。他回憶當時，首付就得拿出三四百萬的現金，他只好東拼西湊，後來家裡所有裝潢都是做工的朋友們一起幫忙完成的，眼前的吧台、地板、隔間到健身空間，都有著手工留下的痕跡，「整個房子大概沒有花超過十萬塊，就真的只有花料錢而已」。
真正改變他生活的，或許正是生活本身。
在這裡，窗打開就可以看到海，公雞可能飛到屋頂上，並且不只是早晨鳴叫，陳茻說那些雞是「always 在叫」，許多一開始讓人困惑的事情，慢慢變成節奏與背景音樂，陳茻說：「我到這邊之後發現說，原來這個叫做生活的樣子。」
這句話後，嵌入了更隱約的鬆動，過去的陳茻依然有著各種價值的拉扯——理想與現實、精神與金錢、文學與收入，當他身邊的同儕、舊友紛紛進入另一條明確而可計算的路徑，科技金融等等更容易獲得可觀數字去量化價值的地方，陳茻依然得在文學一路上，說服自己，那些東西不重要。
直到有一天，他在生活中發現與承認了心中的欲望與比較，以及那些暗湧的事物，才坦言：「我曾經相信自己是在很高尚的理想畫面跟世俗的慾望之間拉扯。」但在這裡，在這個家中與地理空間裡，拉扯暫時被鬆開後，這鬆一口氣的時間裡，「野渡書屋」開始出現。
大俠的故事
如今的野渡書屋並不是一個完善計畫後的執行，它更像是與陳茻的生活一起長出來的花果，也因此書屋的存在必要，總得遇到那些理論無法覆蓋的問題：像是偏鄉、差異、資源等等考驗，也是如此，現在的陳茻才開始意識到，所謂的「偏鄉」，不只是地理，而是一種分布不均的生活狀態——「有些人即使住在城市裡，也仍然活在某種文化的邊緣。」
而真正讓這個思考、這個計畫變得具體的是一個人。在許多陳茻的貼文裡，或許都見過他的身影與描述，這位被稱為「大俠」的朋友，是做工程的人，幾乎什麼都做，也什麼都會。野渡書屋的草創時期，很多空間其實也是陳茻、大俠和一群工班朋友們做出來的：「大俠雖然不是教育體系裡的人，但他參與了這個地方的誕生。」
陳茻談到大俠的成長與背景，大俠的慷慨與匱乏，使用最多的詞是「善良」：「他很善良，他真的很善良。」這句在不同地方被當成補充、綴飾般的形容，沉澱之後卻成核心。
相對於大俠，一直身在教育體系中的陳茻，談起成立「野渡書屋」以及之前的「與點堂」經驗，一路回溯到他每次站上講台，他坦言：「我應該對得起我的課堂，因為我沒有亂教，我盡可能在課堂上的時間，講完所有我覺得對他們來說重要的事情。」他總是用他的語言系統去思考、傳遞給這個世界乃至於個人，總是想說：「我期待未來有餘裕的話（你們）能夠成為一個善良的人。」
也許這就是陳茻心中人文教育的本質，不太複雜，就如同他的大兒子在抓周時，家族每個人都要說上一句對孩子未來的期許，作為父親的他，聽完一圈，輪到他拿著麥克風時，想了很久，只用台語說了一句：「我希望你可以做一個善良的人，如果可以的話。」
陳茻對世間最深與最簡單的祝福，一直都是善良，大概也是大俠在他心中的模樣。
就像有一次，陳茻與其他人在討論要不要開書屋，店長寫募款文寫到一半卡住，想了許多書屋可以帶給地方的價值、功能性，直到他們自己都開始懷疑這整件事情的意義時，大俠就在那裡，陳茻指著家中的某個角落，在那裡他說了一句話：「孩子能夠唸書很好啊，這有什麼要討論的嗎？我小時候本來就很喜歡唸書。」
沒說出口的後半句話，是現實的中斷與無法，也是在那樣的時刻，陳茻理解了書屋的念頭，不再是文化計畫，而是一個更直接的行動，「如果沒有地方讓想讀書的人安居，不如自己做一個？」野渡書屋的故事才開始，就像所有的故事那般，總在新事物開始處，伴隨著另一件事的終結。時間夾著事件，大俠生病了，再後來，他過世了，陳茻自憶那是一段「死亡一件一件發生的時間」，朋友、學生、動物家人⋯⋯一個個離開他的生活，然而陳茻並沒有將太多語言獻給死亡或感傷，他只是說起，自己從那時開始常穿西裝，各種風格的正裝：「很多人這幾年在台北遇見我，都會看到我穿得很筆挺，說我改變風格了。」這背後的故事，卻全出自於漫長的告別，在死亡的現場，陳茻既不解也不捨：「為什麼總是只在參加告別式時，才穿得這麼正式？」穿上西裝，變成了他的整理與不忘。
錢，是最乾淨的東西
來到三芝、成家立業、送別朋友與開設書屋，種種事件之後，陳茻對很多事情的理解，反而變得更直接，除了自我，更包括了看待「錢」的價值，陳茻說的是：「我覺得錢好像是世界上最乾淨的東西，因為它其實就只是一個貨幣，一個數字，我們都在用錢去換我們最想要的生活，如果我們可以弄清楚這裡面的每一筆錢，是為了什麼東西而交換的話？那價值的高低好像就變成一個很單純的數學問題。」從前的「錢」，有種自我欲望與尊嚴的投射，而現在，陳茻依然會想賺很多錢，但箇中原因，已經不同。
陳茻說的「乾淨」，不是道德上的純粹，而是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在交換什麼時，價值才不再面目模糊。在生活來臨，成為師、成為夫、成為父之後，現在的陳茻也開始承認另一件事的存在：「像是，我當然會偏心，因為有些人如果你不幫他，他就真的沒有了。」偏心不是違反公平，只是更回應現實，世界本來就傾斜，平均反而是一種更隱蔽的殘酷。
於是，一切總要回到孩子身上。當一個孩子哭了，被抱起來，蝴蝶效應般，便決定了一個人從此如何理解世界。
而在另一個時間點的陳茻，他也看見了那些沒被抱起來的人，自此，他心中的教育的問題改變了、問法也不再相同，它沒有標準形式，答案包括但不限於一雙手、一筆資金、一個擁抱、一本書與一間學堂書屋，而或許，那才是教育最接近本質的地方。
野渡無人，但有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