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yang Imiq 程廷生活的支亞干部落（注1）是一條約兩公里長的大馬路。部落人際網絡如一張織紋緊密的蜘蛛網，柔軟的絲牽起一個個家庭，誰是誰的親戚、誰又是誰的同學或老師，他們幾乎能喊出彼此的名字。
「Apyang」這個名字是媽媽喊出來的。在他出生的年代，原住民的身分證上只能登記漢名，媽媽都叫他的綽號「阿平」。上班時間，媽媽騎機車在部落裡拉保險，遠遠看見他就會扯開嗓門喊：「A—pyang」，媽媽「總是很 High」的長音響徹馬路，穿透整個部落，久而久之，路上的人也都模仿這個音調叫他。
漢名「阿平」在部落裡異化成「Apyang」。不過等到要登記族名時，他卻猶豫了。
部落裡所有名字都有意義，像是他的部落支亞干就擁有一個古老的名字「Rangah Qhuni」，意思是「打開的樹洞」，從高山俯瞰支亞干溪，細小的河道突然開闊，就像深邃的洞穴被打開。
「Apyang 不是一個傳統的名字，要用它去登記，心裡好像覺得怪怪的⋯⋯」他曾想過幫自己取一個傳統族名，但想到「Apyang」是他與親友間親暱的連結，在生命中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最後決定作罷。
身分證上登記的是 Apyang Imiq，太魯閣族是子父連名，他的生父很早過世，「Imiq」是媽媽的名字。
部落裡的 Drama
Apyang 的家離 Yayung Qicing 很近，「Yayung」是河流，「Qicing」指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漢名被稱為「清水溪」。有了好讀好記的漢名，許多人逐漸忘記它擁有那麼美的族名。
Yayung Qicing 是部落小孩的遊樂園，假日他們會各自從家裡出發，路上呼朋引伴，成群結隊到河邊玩。在這個臨時組成、成員隨機的群體裡，年紀較大、會游泳的小孩主動照顧其他同伴，彼此間也懂得互相幫忙與分享。看似懵懂的孩子們，早早領會了團體生活的道理。
部落裡人們關係緊密，小時候 Apyang 常常去隔壁鄰居家幫忙採收李子，付出的勞力不以金錢換算，而是獲得一些李子作為報酬。小時候他對李子上的細毛過敏，常常搞得整個身體很癢，不過他仍然樂在其中。
還有一件事讓他很印象深刻。同學家兩層樓水泥洋房剛落成那時，大人怕新房子被破壞，禁止小朋友到家裡玩，他和同學只好趁大人不在家時偷跑進去。不料玩到一半，同學的媽媽下班回家，他因為怕被發現，一直躲在二樓不敢出來。
晚餐時間媽媽還沒看見 Apyang，以為他失蹤了，急忙出門尋找他的下落，左鄰右舍也都跑出來幫忙。部落誰家的孩子不見了，是大家的事，消息很快傳到同學的媽媽耳裡，她發現 Apyang 躲在自家樓上，便要他趕快回家。
這場躲貓貓的終局，除了 Apyang 和媽媽之外，還有將近二十人的協尋大陣仗——媽媽箭步上前揪起他，當著大家的面一邊旋轉、一邊打他屁股，最後才把他拎回家。
「我覺得我媽是在表演給大家看，回家之後，爸媽就很溫柔地叫我好好吃飯這樣。」
這種 Drama 現場，如今在部落裡很少見了。隨著時代變遷，主流文化對部落的影響日漸深遠，緊密的鄰里關係早已不若以往。
更好的生活？
Apyang 自認是田園生活斷裂的一代，阿公阿媽那輩以耕種、放牛、打獵維生的傳統，到了爸媽的年代已經消失大半。Apyang 的爸爸是公務員，媽媽是保險業務員，彼時國家大力推動都市化與現代化，他們認為，比起待在部落，去到都市能有更好的生活，因此沒有讓孩子接觸傳統文化，也幾乎不和他們說族語。
在部落裡長大，卻接受著主流體制的教育，Apyang 沒辦法像其他同學那樣跟著老人家上山打獵、看阿媽織布，現在回想起來不免覺得有些可惜。不過小時候他並沒有多想，比起在意自己的原住民身分，當時他更想弄懂「究竟山羌是不是小鹿斑比」這類的問題。
關於身分的思考，是離開部落之後才開始的。Apyang 大學時在臺北讀書，每當有漢人同學問起和太魯閣族有關的事情，他幾乎都回答不出來，「是到這時候我才開始去想，我真的是原住民嗎？」那時他很羨慕有個族語說得非常好泰雅族同學，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原住民會有的樣子。
為了更靠近自己的文化，Apyang 和一些太魯閣族同學共組學生青年會，他們利用課餘時間聚會，討論公共議題和時下社會運動與政策，學習站在不同立場、用多元視角去理解議題。
大學四年，加上研究所和工作的時間，Apyang 一共在臺北生活了十年。十年來，他說自己一直都很不習慣，「不管是空氣、環境，或是那種疏離的氛圍⋯⋯在這裡，你好像只需要照顧好自己，不見得會需要認識這個地方跟你有什麼關係。」
他發現，過去讀的學術理論、在組織內談的願景和政策，不一定能真正回應部落的現實需求，到後來甚至變得「好像不是在談自己的事情」。十年的臺北經驗，讓他離原鄉更遠了。Apyang 的身體裡有一個聲音：「如果沒有真正回到部落裡面去實踐，被拉開的空隙會一直在那。」
他想回家，想把身體裡迷路的母體文化找回來。
迷路
住在臺北那段時間，Apyang 好幾次在創作中感覺不踏實。他想寫小時候的事，試圖站在「現在」回望過去，可是卻不知道自己現在在哪裡。「我已經離開部落太久，有點不太知道自己寫的是什麼。我好像在文字當中迷路了。」
Apyang 寫和家人一起做竹筒飯的經驗。他和爸爸開著吉普車上山，想去以前爸爸從祖父那繼承的土地尋找竹子，卻在一片綠色雜草雜木裡迷失，兩人在產業道路彎彎繞繞，他在爸爸臉上看見少見的焦急與慌張。
「Tama（注2）當過獄警，後來進鄉公所當公務人員，他坐在辦公室裡，那雙老鷹眼睛，游刃有餘地處理手邊文件，用幽默的族語跟大家解釋，協助許多居民申請老人年金、殘障津貼、造林補助⋯⋯那些家門口常出現的蔬菜和豬肉，是親戚和村民感謝他的『餽贈』，卻不是他自己雙手生產出來的。」
〈不只要土地，要竹子，還要有人〉
「所以他在山上迷路了。」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生活在部落裡的人也迷路了？
在 Apyang 爸媽的那個年代，正值臺灣經濟快速起飛，工業化與都市化帶來大量就業機會。許多人不堪務農的微薄收入，選擇投入「可以賺取更多新台幣」的工作，他們離開部落，到都市工廠、建築工程或服務業尋找機會，留下來的人則大多從事相對有保障的工作，造成傳統產業式微，文化在代代之間發生斷裂。
2015 年，藉著工作轉調回花蓮，Apyang 終於重新踏上回家的路。回憶剛回來的那段日子，他說：「我每天打開房間窗戶，看到外面的山，就會說：『天啊，怎麼那麼漂亮！』哈哈哈哈，在幹嘛！」接下來又接連說了幾次好開心：「我每天都很開心⋯⋯心情有點太開心，開心自己可以生活在這個地方，每天都有好多事情可以去探索⋯⋯」
Apyang 回家了，雖然說是家，卻還有好多不熟悉的事物需要去認識。他加入支亞干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積極展開社區營造工作，與和他一樣的返鄉青年一起申請計畫、做田野調查，接著慢慢發展出結合旅遊體驗與地方創生的品牌「阿改玩生活」。
從部落的學習者，成為一個在地的生活者。他追溯原鄉的歷史，用身體經驗傳統，隨女性長輩到田裡取苧麻織布，跟著老人家上山打獵，他去耕種，去彎腰和流汗，去生活。書寫的筆不再漂浮，慢慢深深扎根在支亞干的土地上。
回來的第六年，Apyang 完成了散文集《我長在打開的樹洞》。
比較好的男性
剛回到部落時，他曾為了學習傳統文化，期待自己可以成為「比較好的男性角色」。像父親那樣，擁有寬大厚實的胸膛、強壯的四肢，和一雙老鷹的眼睛，他想像自己或許也可以跟某個人結婚生小孩，成為一個父親。
每當有人問他結婚了沒？要不要幫忙介紹女生？他只能用「沒有錢不能結婚」搪塞。Apyang 在餐桌上和爸媽出櫃的那天，篤信基督教的媽媽沒有辦法接受，哭喊咆哮著不可以，爸爸雙手抱胸安靜地坐在一旁。
「我現在算是被拋棄了嗎？」他搬離開家，到離家騎車五分鐘的地方。一切安頓好後傳簡訊給媽媽，說自己還是會回去餵雞。媽媽回覆：「我好心痛！」，接著第二封簡訊：「鍋碗餐具棉被枕頭冰箱電風扇有嗎？家裡很多。」
隔天早上，爸爸打電話要他一起幫家裡的雞寮修水管。
「他綁一條，我綁一條，他那條把水管固定在大石頭旁，我那條纏住水管不讓它晃動，再補上好幾條，我們的線不分彼此，最終糾結在一起。」
〈家的流速，回家或離家的沒雨季〉
後來再沒有人見他就問結婚了沒。剛出櫃那陣子，有次 Apyang 和一群長輩一起為建造工寮上山砍竹子，休息時大家坐在樹陰下喝水聊天，其中一個長輩對他說：「不知道你喜歡的是男生，之前還想說要介紹女生給你⋯⋯」他心裡終於鬆了一口氣，「我當下就覺得，喔，我們解開了。」
原來部落並非一成不變，Gaya（注3）如流動的支亞干溪，陽光照進深邃樹洞——Apyang 不需要再期待自己成為「比較好的男性」。
鬆動的 Gaya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出版之後，Apyang 常常遇到讀者關心：「你現在還有在打獵嗎？」「你的小米種得怎麼樣？」他覺得自己好像因為這本書，必須背負起某種大眾對原住民身分的想像。
難道原住民的生活就只有耕種和打獵嗎？「我就很想要叛逆。」
在爬梳歷史文化與身分的過程中，他看見了族群議題裡面的「個人」，那些「檯面下」的情感與慾望讓他感到好奇，「人要吃飽，要照顧家庭、照顧好自己的生活和情緒，同時也需要有愛、有慾，這是一個人安居於地的基本需求。」
於是他透過創作挖鑿 Gaya 存在於當代的縫隙，突破性與信仰的界線，把那些發生在部落小吃店、工寮裡、山林間、教室裡的性愛與情慾，雜揉真實與奇想，寫成短篇小說集《大腿山》。
五〇、六〇年代，部落裡許多年輕女孩被遠嫁到城市或國外，這種將女性「外銷」的現象，在太魯閣語中稱為「Waysiaw（注4）」 。「生在當代的我們會怎麼回頭看這段歷史？」同名篇章〈大腿山〉寫 Waysiaw，包容著許多聲音：有人出於自己的意願，有人則被迫遠嫁；故事裡男人女人都有慾望，都可以愛人。
Apyang 建構起多元文化共生的場景：原住民、 Teywan (漢人)、Ngayngay (客家人)、Ipaw (外省人)，不同族群間流動著幽微的權力關係，卻同樣擁有坦率表達自我的勇氣，隱隱透露著 Gaya 在當代社會中逐漸鬆動、重新協商的痕跡。
Gaya 在太魯閣族語境裡有著複雜含義，既是規範也是邊界。他曾採訪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家，彼時剛發生八八風災，阿公解釋天災時說：「因為我們那時候的總統做了一些壞事，所以那個祖靈要懲罰臺灣。」Apyang 才明白，原來阿公把整個臺灣當成一個邊界，在這個島上的所有人都是一個群體、共享同一個 Gaya。如同在部落，發生壞事時，事件核心成員會透過分享「共罪的豬肉」來消解罪惡。
置換到當代語境，Gaya 也象徵著和平協商的過程。「Gaya 是個人需求對應到集體的一種想像，也是一群人因為共同目標而產生的緊密連結。我自己有蠻大的感覺，常常會是『付出多於得到』，比方說我們辦感恩祭，會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員、做很多事，但大家拿的錢其實很少。」抽絲撥繭不同時空背景下的 Gaya ，核心始終圍繞著「人們如何在土地上好好生活」。
Apyang 回憶小時候放學回家的路上，田地種滿玉米、花生、芋頭、地瓜，經過老人家的院子，會看見成堆的花生在陽光下曝晒。有時他會被叫去幫忙剝花生殼，剝完一盆可以得到一些零錢。部落裡的勞動者各有所長，有人很會蓋工寮、養雞，有人擅長把作物種得很漂亮，Apyang 始終記得他們對生活感到自信的樣子。
回到部落十年，Apyang 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在社區營造工作裡，當年那個幫忙採摘李子、剝花生不計較金錢的孩子，如今必須學會付出是一種成本，盤算起公司每項決策背後的效益，他說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麼浪漫了。
只好在時間縫隙裡持續書寫，把支亞干的浪漫留在文字裡。
（注1）支亞干部落位於花蓮縣中區，中央山脈的東側山腳下，行政區屬於萬榮鄉西林村，鄰近秀林鄉、鳳林鎮與壽豐鄉，是一個大型的太魯閣族部落。與過去太魯閣族一個家族就是一個部落的型態不同，支亞干集合了超過 20 個以上的家族（舊部落）。
（注2）太魯閣語，父親。
（注3）Gaya 在太魯閣族（Truku）文化中，泛指祖訓、傳統規範、道德戒律與禁忌。它不僅是約束族人行為的準則，更是維繫族群關係與信仰的基礎。
（注4）Waysiaw 為太魯閣語，意指「外銷」，可同時作為名詞與動詞使用。此詞源自五、六〇年代的部落敘事，常被用來描述將部落年輕女性外嫁或輸出至外地的行為，以及被「外銷」的女性。
作者： 程廷 Apyang Imiq
出版社：九歌
書寫土地與身體的幽暗角落，直面部落的情慾與信仰。從與外省老兵的婚姻、童年曖昧到三代女性的文化記憶，程廷以小說細膩刻畫原住民日常中難以說出口的情感與慾望。
程廷Apyang Imiq是花蓮太魯閣族的原住民作家，以散文集《我長在打開的樹洞》獲得Openbook年度好書獎與台灣文學獎蓓蕾獎，全新短篇小說集《大腿山》再次凝望他的家鄉──支亞干部落，串連九則關於土地、身體與記憶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