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時期，不可言說的任務——TIDF《傳奇女伶 高菊花》

紀錄片《傳奇女伶 高菊花》視角貼近高菊花的生活，以一手訪談，留下了珍貴的史料證據——生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曾遭受白色恐怖迫害的生命經驗。鏡頭前，年歲老去的高菊花仍盛裝打扮，優雅出眾，她塗抹粉紅色指甲油、淡綠色眼影，彷彿一切不曾老去。而這個滿臉皺紋的女性，身體內有更多「無法進入公共領域的傷口」。

紀錄片不僅以高菊花的視角談過去，也採訪了她的弟弟高英傑、女兒施昭伶、妹妹高春英，揭露許多國家檔案，以及一本高菊花的日記，為她的生命經驗提供了更多元的視角。

一個家的重量

「我有印象以來，我媽就一直在喝酒。只是喝很醉、或是喝得有點醉的差別。」施昭伶揭露童年裡的母親，並不是一個照顧孩子的母親，孩子只要找不到媽媽，就會去店裡把高菊花帶回家，直到有一次，她發現媽媽不是在喝酒，而是去臥軌了，她才知道，她的媽媽，可能生病了。

高菊花生命驟變的時間，是從父親死去那一刻開始。

她的父親高一生，是第一代接受完整日本教育的鄒族菁英，因此，他也為小孩打下良好的教育基礎，他有強烈的「我族觀」，認為原住民要與漢人競爭，必須接受教育。高一生成為吳鳳鄉的鄉長，懷有「高山族自治」的理想，又在二二八時，派湯守仁等人率鄒族下山協助維持嘉義地方治安，且保護逃上阿里山的臺南縣長袁國欽。於 1954 年的 4 月，高一生因「叛亂罪」受到槍決。

施昭伶在紀錄片中說：「他們行刑時，叫我媽跟我外婆去看著，行刑完就把他丟到一個池塘裡。然後還不給她們撈。給他泡了幾天才準她們撈回去。」

然高一生的遺志，通過牢獄中的書信往來，傳遞給了高菊花，高一生過去接觸現代音樂，因興趣開始發展創作，他也曾為族人譜寫激勵人心的歌曲，高菊花承襲這份壯志，早前去美國讀書時，抱持著要為族人犧牲青春的意志。在紀錄片中，晚年的高菊花回憶自己的父親：「我很尊敬他，教我彈鋼琴、音樂、唱歌的都是他，什麼都教我。」同時，高一生離去時，也把整個家交給了年僅二十歲的高菊花——一個家，一個母親，十個弟妹。

派娜娜的人生

高菊花有很多名字，經歷日治時期的她，曾是矢多喜久子，她也曾是派娜娜，臺灣重要的傳奇歌后。高菊花從小接受良好教育，後來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唸書，接獲父親被捕的消息，她回到了臺灣，開始在廣播電台唱歌。

「我很難受，他們說，父親在接受問訊的時候，指甲都被拔掉。」在高菊花的日記裡，這麼寫著。才二十出頭歲就遇到父親離世的家變，高菊花扛起了一家之計，她前半生都在歌廳、舞廳、美軍所屬的俱樂部唱歌，當時，各種盛大的勞軍場合，都能見到派娜娜。派娜娜唱西洋與拉丁歌曲，在相對保守的年代，她穿著蓬蓬裙，活躍地邊唱邊跳。而紀錄片鏡頭下的她，其實是羞怯而內斂的，為了生計，她一生在舞台上努力取悅眾人。

當鏡頭跟隨施昭伶的腳步走近國家檔案閱覽室，我們將震驚於從前的黨國如何跟監與情蒐民眾的資料，攤開一張張受傷的證詞——那些檔案寫下她生活的細節、居住的地址、工作的地方、來往的人，寫下她的夫妻關係、薪資、衣著打扮，不僅是巡官，更安插許多監控者在高菊花身邊、甚或者從她周圍的親戚朋友得到監控訊息，使她一生受到監禁。

「我後來回來家裡（吳鳳鄉達邦村），發神經病了，在臺北唱歌的時候，差不多要發瘋了。」——高菊花

不可言說的任務

「你們知道，我以前還有任務的嗎？」高菊花在紀錄片中，緩緩道出，彼時，波蘭船隻來到臺灣，被國民政府控制與勸說，誘導其從共產黨脫身、投身臺灣，國民政府利用女人的美色誘導與勸說其「投奔自由」，一位波蘭船員來到派娜娜唱歌的羅夢娜歌廳，「揀選」了她。

高菊花回憶，國防部的將軍前來舞廳，說明知道她「家裡的事情」，脅迫她為國家「做事」，否則就要沒收家產。所謂的「做事」，即是要求女性提供性服務^[註1]，以利黨國發展，不外乎是將外國的船隻編入中華民國海軍，或是獲得軍艦等政治利益。

此後，「派娜娜」持續被要求「為國家做事」。她自陳，因為身後掛著「黑牌子」，即使不願，仍不得不。紀錄片透過身旁親友的觀察口述，一一道出一次次的迫害，當有國外政府部長或軍官中將以上前來外交，國家便會提供「女性」。

在轉型正義的路上，仍有許多「無法進入公共領域的傷口」未被處理。研究精神創傷的吳易叡指出，白色恐怖受難者、臺籍「慰安婦」的經歷，皆是因受害情節敏感或被污名化，長期處於「不得不隱藏」的狀態。即使在當今自由民主的社會，這類傷口，也常被父權或威權的敘事框架所遮蔽。國家暴力涉及身體最隱私的侵害，受害者將痛苦視為個人恥辱，創傷就難以成為社會公共討論的一部分。

在黨國的性剝屑下，更複雜、無法發聲的創傷，往往使得這些女性在歷史中被隱匿。

自 1954 年高一生被處決，到 1971 年高菊花領到「自首證^[註2]」，她都在警總嚴格的監控下度過人生，政治犯的後代，也形同囚犯。高菊花的一生幾乎在酗酒中度過，直到她離開這個世界，都沒能等到平反與道歉。

紀錄片涵納了將近二十年的拍攝資料與文史調查，這樣的重量無疑是極其沉重的，當那些檔案、資料、日記、口述的鐵證交叉穿梭，牽引出威權迫害的真實線索，讓人不得不感到悚然。當我們透過鏡頭看到高菊花年老且垂下的眼神，對比照片中她仍是未知少女、眼睛圓滾滾的模樣，今昔時空的對照說明了國家暴力下、孤苦命運的殘酷。而剪輯中引用「派娜娜」唱過的歌曲作為背景，有時則轟然高歌，形同控訴與哀鳴。

高菊花在晚年身體每況愈下、需要吸氧氣瓶的情況下，仍每日將自己打扮得得體整齊、細細完妝，像是將自己的生命整理得平整乾淨、得以見人。

紀錄片尾聲，以派娜娜年輕時經常唱的歌曲收束，高歌的聲音宛若力竭，一如她活過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