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充滿魔物,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編輯?——釀電影主編黃曦 ╳ b.l!nk 總編輯李姿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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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哪一圈羊水裡生長,從哪一條陰道裡出走,誰的奶與蜜滋養著妳,端著世界來到妳眼前,the womb,這裡是應許創造的奶與蜜之地。」這段文字出自《釀電影》第 20 期季刊《二十歲女生》的封底。

黃曦回想起自己小時候,經常看姿穎的文章。「我看待議題的目光,或者發現某些精巧的編輯手法與企劃思維,很多時候都是在她身上看到的。」對 1998 年生的黃曦來說,比她早五年出生、也更早入行的姿穎,像是一位提著燈火的領路人。當她製作《二十歲女生》的專題時,直覺就想到姿穎。

上週末,在 2026 臺北國際書展的一個午後,《釀電影》主編黃曦與《b.l!nk》總編輯李姿穎以「二十歲女生與其後」為起點,展開一場關於「編輯養成」的對談。兩人都帶著感冒後的沙啞嗓音,但談起編輯這門手藝與對臺灣土地的情感,語氣依然清晰而堅定。

二十歲女生的編輯養成

《二十歲女生》書寫女性經驗,也映照出兩位初入媒體產業的編輯養成。她們的成長軌跡緊扣著臺灣的社會脈動,而編輯的視野,正是從對土地的理解中長出來的。

姿穎回想大學時期,修讀性別文本分析與女性主義英美文學課,從《時時刻刻》、《美麗佳人歐蘭朵》、《閣樓上的瘋女人》等作品中受到啟發,開始關注性別議題。進入媒體實習後,她頻繁跑社會運動現場,從大學的太陽花學運、到初出社會時參與婚姻平權運動,她也曾赴香港報導雨傘革命相關事件。

「你會感受到自己站在歷史裡面。」她說,「你會知道自己的每個選擇、對土地的理解、投下的每一張票,都在決定自己生活的國家。我們的明天,不應該是絕望的。」這些經驗,使她渴望成為一位與社會現實有連結、有碰撞的編輯。

太陽花學運發生時,黃曦還在屏東讀高中。

黃曦對太陽花學運的認識,多半來自新聞與大人的轉述。她記得,屏東老家的長輩曾告誡:「上大學後不能搞社會運動,如果搞社會運動,就不要回家。」這句話在她心裡留下的疑問是,長輩並不真正理解現場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卻能下如此斷然的結論?

高中畢業那年,黃曦在屏東女中對面的屏東公園參加一場講唱會。史明[註]坐著輪椅在臺上演講,聲音老邁得幾乎聽不清楚。人群中,一位年輕父親抱著嬰兒走向史明,用臺語對史明說:「等他長大,我會告訴他,你是誰,以及臺灣這片土地上發生了什麼事。」

那一刻,她突然意識到,所有人都在排隊與他握手,而自己卻連史明是誰都不知道。回家後,她開始搜尋史明的資料,才發現這個名字從未出現在歷史課綱裡。困惑成為起點,她開始閱讀威權時期與白色恐怖的史料,試圖拼湊出歷史的全貌。

上大學之後,她也曾獨自走進鄭南榕基金會,看著當年因鄭南榕自焚而焚燒焦黑的總編室。「所有的時間與痛苦,都被壓縮在那裡。」但走出門口,街道一如往常,歲月靜好。

[註] 史明(1918年-2019年),本名施朝暉,是臺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左翼革命家與歷史學家,一生致力於臺灣主體意識的建立。他著作《臺灣人四百年史》,創立「獨立臺灣會」,主張「臺灣民族主義」與「二階段革命」,並長期在海外推動體制外臺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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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明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宣講。(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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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代》雜誌負責人鄭南榕因堅持百分百言論自由,抗拒拘提,於 1989 年 4 月 7 日自焚身亡。5 月 19 日出殯隊伍的民眾扛著鄭南榕的相片行經中山南路。(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文化部典藏網)

後來,黃曦也在準備大學修讀的紀錄片課程時,在 2019 年去到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進行田調,她掃了角落的 QR code,網頁卻像故障一樣。她將網址留存下來。多年後才發現,很多文字都被藏起來,需要用滑鼠「反白」才能看到。被關押者的姓名、口述史、家書,一層層浮現出來,視窗反覆跳出提問:「是你做的嗎?」,選項只有「是我」與「我不知道」。即使按了,也不斷跳出,像 RPG 遊戲裡無法跳過的罐頭對話。

「你會在瀏覽網站的過程感到焦躁,反覆出現的問句、尖銳的背景聲音⋯⋯,接著你才會連結起,這些體感就是當時的政治受難者所面臨的刑求過程,但是他們的苦痛是你的千萬倍。如果你沒有繼續看下去,那事情就停在這裡了,而這就是身為下一代的我們,需要透過像是『反白』這樣的『主動行為』,才能真正地靠近歷史的現場。」她說。

這樣的呈現方式,也讓她意識到,嚴肅議題未必只能用嚴肅形式傳達。歷史可以透過編輯或企劃,用創新的方式呈現。這也影響著她在策劃《釀電影》的相關專題時,有意透過選題來植入對歷史的關注。

但是對黃曦而言,電影只是編輯養成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走訪現場,查閱史料,感受歷史的重量。當初對老家長輩的困惑,也慢慢有了新的理解。那或許不是單純的反對,而是一代人對恐懼與創傷的延續。

姿穎相信,走進歷史現場有很多方式,例如她與打過八二三砲戰的阿公談戰爭、與父母談威權時期的生活經驗。對她而言,這一代人必須主動追尋源頭,才能在動盪的現實中安放內在。「我們必須親身去靠近那些故事與現場,才能記得那些傷痛的重量。」理解島嶼的歷史,同時也是理解自己的歷史;知道從哪裡來,才知道往哪裡去。

編輯的探勘工作,或許就像滑鼠游標,在看似歲月靜好的空白處反白,讓被隱藏的傷痕重新顯形。兩位編輯都認為,雖然這一代人未曾活在戒嚴時期,但若不主動靠近,那些記憶終將斷裂。而靠近歷史,正是理解當代與理解自己的方式,也成為她們編輯養成的重要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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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是一門慢工藝

編輯工作作為一種慢工藝,是很手感的事。但在資訊快速變化的時代,這種「慢」帶有某種現實的矛盾感。

黃曦先從最現實的數據談起。「我們花了更多的錢與力氣去做深度專訪,但不見得有好的成效。」她發現,做一篇人物專訪,往往比寫一篇電影評論更費心力,流量卻反而較低。這不只是個人的困境,也是媒體環境共同面對的問題。「這個時代的人,比起聽別人說話,更想自己說話。」她說,評論文章容易被轉載,成為表態或立場;但人物專訪承載的是受訪者的意志,不一定能立即提供讀者可借用的觀點。

姿穎則從 AI 普及的角度出發。她觀察到,現在很多編輯工作不那麼「手工」,有人會將稿子餵給 AI,請 AI 協助寫稿、潤稿或挑錯字。但她堅信,真正不會被取代的,是編輯的創造力與思辨能力。

她形容黃曦的工作方式相當慎重。「不久前,我把我的稿子給黃曦看,她認認真真地編修著稿子,看著上面的編修痕跡,我會知道這個編輯是如何真摯地對待內容。」在 AI 盛行、效率至上的時代,她感嘆:「我們的慎重與執著,看似不高效,但仍值得堅持的理由是什麼?」

也許,編輯嚮往的是一種「一手的經驗」與「讓人心動的感覺」。姿穎形容編輯是一門手藝活,「像做草編、做竹編的職人一樣,反覆編織、穿插、讓事物成型。」手作的東西有獨特手感與美感,不像 3D 列印可以複製。透過對生活與文化的觀察,編輯可以提出問題、引發思考、付諸行動。編輯的慢工藝,不是拒絕改變,而是守住節奏,讓思想有空間發酵,讓讀者慢慢長出自己的判斷。

她回想自己經手過的地方型專案,跟隨文化、族群等命題跑到全臺各縣市:「那個田野、徒步走過的過程,對我來說相當重要。例如,我去到一個叫新埤的地方,看見一個放棄流行音樂產業光環的人,回到家鄉種香蕉、每天彈琴給香蕉聽。」以田野靠近土地,也使她與生命的本質更為貼近;又比如走到鄉村,眼見人情味同時,看到的是青年人口缺失,「文化內容只能停留於一種表面的現象紀錄嗎?我因此反思,b.l!nk 這個媒體應該去做更多有反叛性與思辨力、甚至行動力的內容。」在姿穎的 20 歲末代,她開始思考——理想的編輯是什麼?

成為理想編輯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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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在我思想內核的是,我想去看到幽微的差異所帶來的影響。」黃曦說,跟現實做連結,這讓她想到太陽花學運。「我在屏東看到的視角,跟台北看到的視角不一樣,鄉村的視角也跟城市不同。」這種差異在她上大學後,感受是更強烈。這些差異可能來自父母的教育程度、經濟階級,甚至我們住的地方,也會慢慢分化出每個人的生活觀點與看待生命的眼光。她也自李念修的《河北臺北》與沈可尚的《築巢人》裡看見更多刺破現實的可能。

談到理想編輯,今年 28 歲的黃曦坦言仍在探索中。今年《釀電影》已從季刊調整為年刊,閱讀方案從贊助改為支持,全面調整作者稿費。「這是我想靠近的現實層面的理想。」她希望創作者能在健康、單純的環境中工作,「他們只需要關心如何把東西寫好,不必催眠自己寫作是在燃燒信仰或熱情。」

理想編輯不只是內容思辨,也包含對產業的責任感。「如何不讓創意工作成為廉價勞動力,建構公平的編制、預算與內容結構,是在編輯端能夠持續進步的事。」姿穎認為,編輯是一種大型集體創作,「是我與許多人的總和。」

去年《b.l!nk》編輯部專注於與臺灣政治相關題目,例如採訪藝文工作者面對中國滲透的挑戰、戰爭專題、大罷免⋯⋯或許有人覺得內容太 hardcore,但姿穎認為,「記憶是有責任的,因為我們記得這片土地所受過的傷害、無法無視它。」從現代爬梳至記憶,是使今日通往明日。她舉近期在社群上討論激烈的林宅血案為例,「它在被迫沉默的檔案中被消音、被誤讀。我們需要記得,才能修補傷害,避免重蹈覆轍。」

她也引用漫畫《葬送的芙莉蓮》的橋段。芙莉蓮一行人來到北方高原,遇到村民請他們打魔物,修塔爾克不解問:「這裡這麼危險,你們為什麼還要住?」村民回答:「這裡的確危險,可是世世代代我們都在這裡,這裡有所有成長的記憶與情感,這是我們的故鄉。」即便有魔物、有傷痕,仍選擇留下。姿穎說,「這讓我想起我對臺灣的感覺。」

黃曦也提到,她在飛地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最後一課》,以及在《釀電影》製作的多期作品,都貫穿對民族主義的思考,也逐漸形塑她的編輯思路,讓她對內容的敏感與方向更清晰。

講座最後,黃曦總結:「唯有知道這個土地上發生的事,我們才能從頭選擇自己想相信的事。」呼應她在《釀電影》第 20 期季刊雜誌《二十歲女生》主編的話裡的:「在沒有煙抽的日子裡,在煙霧散去的日子裡,在接下來所有關於我們的事裡,成為新的火種,寫下真正的名字。」她希望透過編輯的工作,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的位置,慢慢理解這片土地。或許,正因為她們都是在這片土地努力地生根的人,編採的題目自然定錨於島嶼。

「我們必須/我們將要——向著那個能夠命名自我的未來前進。」黃曦在《二十歲女生》寫道。

「二十幾歲是一種過程中的狀態,而非年歲。」姿穎說。

真正的理想始終無法完全實現。「我們會終結一個理想,再誕生下一個理想。」姿穎形容,編輯的路,就是充滿好奇心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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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電影 vol.20 正封 72dpi

釀電影 vol.20《二十歲女生》

一路至今,當代的女人們,興許自吳爾芙的古典訓誡出發,我們過著雙重生活,而創作不輟,也只為想像——我們如何擁有一個明亮的陰道,自生中再次復生,回到溫暖的子宮——然而,正是在這樣的雙重生活裡,我們才理解必須先肯認自己,而非相忍只為國。

肯認自己的身體經驗並不同於生理男性,我們擁有一座子宮,因此小腹天生凸出,我們擁有月經,因此週期更新排出,而這些經驗,也不會因為我們想要自由民主,就得要假裝不存在,更不需要因為我們想要性別平等,就應該表現陽剛,我們同時喜愛自己的生理身分,但同時對抗著社會性別——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先錨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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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陳玥文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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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

李姿穎

責任編輯

李姿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