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欽對外提過幾次，他是在戴立忍的船上認識夏曼·藍波安（Syaman Rapongan）的。
此前，他早就知道這位海洋文學家，但僅僅是透過媒體和幾本零碎的書籍。當天，夏曼·藍波安潛水打魚，周文欽順手拍了一支短片，夏曼·藍波安看了很喜歡，於是問他有沒有興趣到蘭嶼來，記錄一項自己籌備已久的心願——帶領兒子打造一艘達悟族的拼板舟（Tatala）。這項計畫後來受到目宿媒體《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的支持，發展成一部記錄其文學世界的長片《大海浮夢》。
為了深入理解夏曼·藍波安的創作脈絡，周文欽和團隊成立讀書會、聯繫文學顧問，系統性地閱讀所有作品，也是為進入陌生的達悟文化做準備。
至於海，周文欽已經很有經驗。他從小在宜蘭海邊長大，過去曾拍攝過遠洋魚類和海洋生態相關的紀錄片，並以北海岸古老夜間漁法「蹦火仔」為主題的《蹦火》獲得新北市紀錄片首獎。
但當他真正站在蘭嶼的海前，還是感到非常驚訝。
「它太美麗太乾淨。」
觀看的權力
「我們是不同星球的人。」夏曼·藍波安經常和周文欽這麼說。
本島與蘭嶼相距 90 公里，差異卻像幾個光年那樣遠——漢藏語系不同於南島語系，農業文化也與海洋文化的世界觀大相徑庭。如漢人子從父姓，達悟人親隨子名，「夏曼·藍波安」其實是「藍波安的父親」的意思；漢人社會隨農耕有 24 個節氣，達悟人的季節則跟著飛魚習性走；現代城市只將魚分為好不好吃，達悟傳統文化卻將魚分為男人吃的、女人吃的，還有老年人吃的，飛魚更是他們的朋友與精神信仰。
且秋、冬兩季的海象難料，拍攝團隊最長曾歷時四天才從臺北到達蘭嶼。因此周文欽才說，拍攝這部紀錄片，要跨越的是自然、文化與語言的三重考驗。
加上夏曼·藍波安當時有自己的創作焦慮。那是 2019 年，夏曼·藍波安尚未獲得國家文藝獎，除了白天的日常工作之外，同時還有好幾本書要寫。周文欽自認，他和夥伴花了一、兩年時間，才真正和夏曼·藍波安與蘭嶼達到磨合完成的狀態。
夏曼·藍波安並不干涉周文欽要用什麼方式記錄自己，但作為一名來自本島的漢人導演，周文欽意識到不同族群之間的權力關係，謹慎調整觀看的位置與角度，避免以漢人視角為達悟族文化做詮釋。
他明白在歷史上，漢人對達悟族有太多剝削與掠奪，甚至直到如今，所謂的「殖民」都仍未真正瓦解。而夏曼·藍波安的文學作品，也一直在抵抗這樣的殖民狀態。
「當初漢人說要蓋一座魚罐頭加工廠，結果蓋出來是核廢料貯存場。這對他們來講是很大的欺騙，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很不能諒解這一塊。」周文欽繼續舉例，早年還有漢人看上達悟族人銀盔（Volangat）的價值，以「銀盔容易氧化」為由，拿便宜的不鏽鋼頭盔和他們做交換。更不用說長年以來的歧視，以及強迫他們學習漢人文化、國家與資本主義的介入，都導致達悟族的語言及傳統文化凋零枯萎。
周文欽以過去拍攝生態紀錄片的經驗為鏡，將自己在蘭嶼的存在和姿態放得非常低，「我們這部片其實沒有任何所謂『導演姿態』的預設，反而盡可能地歸零，因為對我們來講太多東西都是不懂的，他們的經濟、文化、生活習慣⋯⋯」周文欽說，他對於紀錄片這個媒材的倫理思考是——如果只能在「得獎」和「不傷害他人」之中擇一，他永遠會選擇後者，放棄導演觀點，轉向相對保守、溫和的拍攝方式。
因此從開拍到結束，《大海浮夢》只設定兩個任務要完成：「一是你看了以後，會知道臺灣族群的多樣性很豐富，有一族叫達悟族，雖然在這邊那麼久了，可是其實你對它的文化、歷史還很陌生，會想要去了解它，甚至去蘭嶼走一走。」他說，第二個任務則是讓觀眾知道在達悟族中，有一位海洋文學家叫夏曼·藍波安，「看了這部紀錄片後，你會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人，然後想要看看他的書到底在寫什麼。」
航向一座島國
夏曼·藍波安與兒子施·藍波安（Si Rapongan）的造舟過程， 517 天，父子歷經上山伐木、船體拼接、雕刻裝飾、下水儀式，最後一起乘舟出海捕魚。
拼板舟連結著達悟族的海洋生活、社會組織和精神信仰。一艘兩人座的小舟，需由 21 棵樹木造成，以及部落多人的合作協助。夏曼·藍波安之所以要帶兒子造舟，除了文化傳承，也是對自己父親的情感與紀念——在青年時代，他的父親，同樣帶領自己造過拼板舟。
如今，夏曼·藍波安的父親已離世，身影只能透過導演李道明在 1990 年代拍攝的影像呈現。周文欽則將鏡頭望向眼前的這對父子，但拍著拍著，他時常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拍施·藍波安，還是夏曼·藍波安書裡寫的他自己，「也就是說，他的兒子，既是夏曼·藍波安的兒子，同時也是夏曼·藍波安的影子。」
他發覺，施·藍波安的狀態與過去的父親非常相像。他在片中說話的次數不多，大多時候都沉默著，跟隨父親一起揮汗造船，面對故鄉與族人則有一種「我現在能做什麼呢」的茫然與無助。而夏曼·藍波安在小說《冷海情深》中，也寫過自己青年時代從臺灣返回蘭嶼，近鄉情怯的類似心境。
但對夏曼·藍波安來說，他有許多行動可以對抗茫然——造舟、捕魚、伐樹，都是他海洋文學的實踐方式。施·藍波安的性格並非如父親這樣剛烈、或許也不一定要強迫自己如此。造舟對他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往後，施·藍波安又要以達悟人的身分過什麼樣的生活？或許還要花許多時間去釐清與探索。
荒涼的現實是，如今還乘坐小小的拼板舟去捕魚維生的達悟人，已經是少數了。蘭嶼港口停泊著巨大的機動船，30 分鐘就能到達魚群的所在地，將捕撈的飛魚換成陸地上的鈔票。
周文欽在遠洋見過更大的船。那是一艘美式圍網船，圍網長度兩公里，年漁獲量可達 22 萬公噸，加一次油要三百萬元，船上還配有直升機可以搜尋魚群⋯⋯。
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臺灣人其實是全世界最大的美式圍網船經營者。
常有批評：臺灣只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由於戒嚴歷史，中華民國長年實施海禁政策，允許人民擁有船具，但不允許自由出海；過去以大陸思維為主的文化教育，更讓臺灣人普遍害怕包括海洋、湖泊、川河在內的所有水域，遑論要對水域裡的生物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周文欽永遠記得，小時候在宜蘭的海邊長大，海岸線每幾公里就有軍隊駐紮看守，海洋被木板和鐵釘圍阻，軍犬走動梭巡。如今解嚴了，他站在鏡頭後思考，臺灣水下生物的多樣性密度明明全世界數一數二，人們是不是能藉由欣賞不同族群的文化，試著親近水域，成為一個真正願意理解海、善待海的島國？
他認為，如果不給自己一個機會，踏出本島、踏出陸地思維，永遠不會意識到我們其實是島嶼的居民。
因為周文欽原本也未曾意識到。
2002 年，還是大學生的他第一次出國。他好奇海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子，因此不搭飛機，選擇搭 16 個小時的船，從基隆到那霸市。夜裡，周文欽看見臺北盆地射出的光束浸染整個天空。隨著光線越來越黯淡，他的島也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直到消失不見。
隔天早上醒來，周文欽發現四周都是海水，沒有陸地。
「我才意識到，原來臺灣就像這艘船，四周除了海什麼都沒有——那一刻起我才覺得，臺灣是一座海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