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日前，香港資深編劇莊梅岩指出作品接連遭審查和霸凌，政治入侵學院、藝術、思想，香港的學術自由也同時在審查中逐漸被消失，飛地出版的《最後一課 II》集結四位學者的回憶錄，在斷裂的時代回望香港身分與歷史教育的長期缺席。這份由阿潑撰寫的書評，成為隔海相望的臺灣關於自身「主體性」的深刻拷問。 同樣置身於地緣政治的夾縫與後殖民的歷史脈絡中，臺灣是否建立了足夠堅韌的知識體系，抵禦外來的認知侵蝕與權力收編？閱讀香港學者的《最後一課》——知識，是為了延續火種所留下的行動指南。
在香港政治與社會經歷劇烈轉折之際，知識界與教育界的人士不得不面對自身的學術傳承、公共責任，以及與這片土地之間深刻的身份連結。在波盪之後，飛地出版於 2024 年啟動「最後一堂課」的出版企劃，嘗試在「在時代的洪流中，離開教席的學者們，應該如何講授他們的最後一堂課」的概念下，讓這些知識人暢談知識學問，並由此延伸其對公眾社會的反思與期待。
繼《最後一課 》之後，2025 年出版《最後一課 II：在斷裂時刻，回望此身的記憶之書》同樣集結了四位背景各異的學者——社會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中文系教授樊善標、歷史科教師許偉恒，以及文化人類學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以回憶錄式的筆觸，各自梳理個人在香港的學術歷程、思想啟蒙，以及對香港身份的多重觀點。這本書甚至具有直指香港之於殖民者，乃至於全球化之中的相對位置，從而探討自身歷史認同的意義。
儘管這四位學者的專業有異，但因其香港生長或在港居住數十年的背景，讓他回望過去時，無一例外地談及香港身份與認同問題——不論是將其置於長期的殖民歷史與未完成的解殖進程中進行審視，或是釐清香港文學與歷史在中文世界的定義或歷史教育中的缺席，都是探問在知識教育中，香港作為一個主體的存在可能。
例如，羅永生回顧 1980 年代時，曾因東歐民主運動和天安門學運，而嘗試將知識與社會運動連結起來，創立民主大學，畢竟在英國殖民與中共接管後，無論如何開創自由辦學的空間，都難免被體制收編，以致於香港的高等學府一直有與殖民制度共謀的處境，教育的人文價值也被擱置，工具理性則成為主宰。他甚至感嘆，香港處於各種殖民權力的勾結與競爭中，而欠缺自身的文化視野和進步的知識傳統。
樊善標在整理香港文學時，發現釣魚台運動的香港篇章被媒體與教育淡化，他上大學時，可以自在閱讀中國與台灣文學，與此同時，儘管香港經濟奇蹟、大眾文化的吸引力受到世界注意，但香港文化並未進入大學課程裡，而現代文學非但不是中文系的重點科目，裡頭更沒有香港文學的分類。
自小就對歷史著迷的許偉恒強調歷史教育的重要，在於幫助我們將人和事放在一個合適的歷史脈絡下，去理解他們在特定歷史時空中，為何有某種行動或抉擇，產生同情式的理解，才能作出合理的評價，例如理解上一代香港人為何對六四念念不忘，為何堅持「民主回歸」，並將香港民主化與中國民主化擺置一起思考，不過，他也強調，在香港的歷史教育中，不見香港史。麥高登作為一個鍾愛香港的外國人，初至香港時，這座城市的身分認同才剛剛形成，卻還沒被學界探討過，這也成為他香港研究的初始，並發展到從重慶大廈的全球南方視角，見證香港的多元流動。
換句話說，無論這四個學者的學術養成起點為何，因為教學、研究乃至生活落於香港，香港歷史與文化身分，都或多或少左右著他們的知識系統與學思方向，而香港經歷的政治經濟變化，也影響他們離開教席後，於香港的去留。香港與這些學者之間，在身分、知識與社會責任中，有著互相牽引的作用，這種力量，在《最後一課 II》中更是清楚地浮現。
儘管學者們認為，「香港」在香港教育中缺乏知識主體，以至於香港學、香港分類在各種知識中都不見聲影，香港身分也很是模糊曖昧，但他們對於這樣的現象，卻有著不一的立場觀點。
對於香港身份的觀點，羅永生的視角是結構性和歷史性的。他認為香港在現代政治舞台上出現，本就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產物，但香港並不是殖民的底層受害者，相反地，它成為一個周旋於強國之間的有利中介者。而香港回歸，也不必然是「解殖」的完成。
在他看來，香港身份的困境，是殖民體制遺留的知識霸權與權力結構的延續。必須透過「知識解殖」來破解——讓自己不要迷失在眾地國互相進行認知作戰的漩渦中，要尊重歷史，坦承面對在「帝國之間」所塑造的複雜的自我構成，並在與民眾同行的運動中，反思實踐經驗，發揮批判思考的功能，去區分讓人亢奮的民粹主義和逃避責任的犬儒主義。這是他對知識工作定位的期待。
樊善標則為讀者呈現了更加細膩的香港身份思考路徑。作為一個在香港接受教育、並在大學中文系教學多年的學者，樊善標的身份反思與中文文學的特殊處境密不可分，他說，八〇年代開始，中港之間的民間接觸越來越多，兩地的隔膜中就會消失，香港身分也不會是永遠的歸宿，卻在此時發生了六四事件。
其後所參與的社會運動，也因此影響了樊善標，而後甚至研究起現代文學，並且探問香港作品與香港文學作品的定義和邊界。他最後感嘆，在他求學時期，中國身分和香港身分從來不需要二擇一，但後來，如果表明不想放棄其一，就要花很多時間解釋，過去他主張，研究香港文學不必然要先界定香港身分，但如今，遠離香港的他，認為身分的複雜性不只是論文的課題，也是一輩子的功課。
對於香港這個議題，中學歷史科老師許偉劈頭直言其恒離開教育界的原因，是身處現今的香港，再無法暢所欲言，對於不容許虛構的歷史這門學科來說，教育現場已經成為變質的地方。在文章中，娓娓道來過往歷史教育教給他的態度，強調「史才」、「史識」和「史德」的重要，亦即不能為了迎合現實政治去扭曲歷史，要憑良知說真話。而他也感嘆，長期以來，香港的歷史教育缺乏完整的香港史，九七回歸後，香港史更是被放在「回歸祖國」的官方民族主義史觀中，關於六四，也只是寥寥數語，讓他不得不為六四特別花時間講解，甚至著書。在此文中，他提到陳寅恪、余英時的氣節與精神，更不斷強調學習歷史是要帶著「同情的理解」，也是為了保持正直，乃至拒絕遺忘、守護真相。
作為一位長居香港、並深入研究香港社會的西方人類學家視角，麥高登先是暢談自己過往的生涯與取得博士學位的歷程，再談如何進入香港，並認同香港。他的學術思想啟蒙，主要來自於田野調查的實踐，並從異鄉人、邊緣群體的角度去理解和反思主流社會的運作，而他對香港的觀點，也超越了本土與國家的二元對立，將香港身份置於一個更廣闊的「世界體系」中，因而得以看到香港身份的流動性、混雜性與實用性。例如非洲人或南亞人在香港被接受的程度越來越高，中國人反倒成為例外，「這種態度很耐人尋味。」
曾以外國人身分參與香港各種抗爭運動的麥高登表示自己希望香港能實現全面民主，希望香港保有別於中國的獨特身分，能在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時，延續「東西方交融」的歷史，一如他這個洋人臉孔在抗爭場合被接納一樣。而他也已將香港視為自己的家。
《最後一課 II》在四位學者各自展開的學思歷程中，有著屬於他們自己的記憶碎語，但如同上述，他們又不約而同讓筆墨流向香港身分與意識之內，不僅替香港的學術與知識譜系留下了具體的、可供參考的坐標，也透過這四篇自述，完成了對香港身份、殖民遺緒、批判學思與政治倫理的深刻總結。
羅永生、樊善標、許偉恒、麥高登（Gordon Mathews）
四位香港知識人的學思回眸：
與時代同行
在黑夜共學
無從告別的斷裂時刻，為未來埋下記憶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