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恩恩第一次站上街頭是在高中時代，第一屆高雄同志大遊行。
那是 2010 年，同婚尚未通過，社會對於同志的壓抑多過於開放。許恩恩當時已有女性伴侶，仍在探索性向。她覺得自己是某種少數，或弱勢，也一直不敢走進遊行隊伍中，直到遊行的終點才加入集會活動。
然後她從高雄到台北唸大學，社會系。
在島嶼政經權力的中心，許恩恩更積極地從教室走入街頭——台灣同志遊行、《土地徵收條例》反對運動，接著是 2012 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文林苑抗爭事件，2013 年的苑裡反風機⋯⋯一直到 2014 年的 318 運動，整個公民運動的能量終於爆發、擴散至整座島嶼。當時她大三，是台北大學異議性社團「翻牆社」的社長，在被佔領的議場內，她擔任秘書組的角色，協助夥伴們討論與整理議題。
318 運動改變了一整個世代對於台灣文化和公民社會的想像，也改變了許恩恩。她的碩士論文研究 318 運動的社運組織與社群，30 歲之際離職寫小說，創作的主題也是 318 運動。
落選者的集合
318 運動十週年，長篇小說《變成的人》出版。許恩恩書寫該事件的抗爭歷程，以及社運者的內在與外在經驗，一舉拿下象徵該年度「最佳新人」的台灣文學獎蓓蕾獎。
不過在這之前，沒有太多人認識許恩恩。不同於大部分台灣的純文學作家，在出道前先別上了許多文學獎勳章、受到文壇注目，然後才獲得出版社的青睞。離開學院的許恩恩沒想過要當作家，她前後在台北市議會、唐鳳辦公室服務，接著又轉換跑道至新創公司工作，卻不太順利。當時瘟疫蔓延，警戒第三級，她心中升起寫書的衝動，便決定離職，開啟一邊接案、一邊寫小說，投文學獎還有創作補助的生活。
《變成的人》很幸運地得到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她的短篇小說卻始終沒有拿到什麼大獎。
但這些落選的作品指出了一條新的創作路徑——不再只是《變成的人》那類來自她生命經驗、社運與學運框架內的題材，而是浮現出許多關於「女性身體」的課題，她從不知道自己的小說會有這樣的共通性。2022 年，許恩恩將這些短篇小說集結起來，拓展為一本書的試寫稿，終於得到台北文學年金的創作補助，進而催生她在 2025 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在女與公之間》。
也因此，她才在書中的後記寫：從文學獎的眼光來看，這是一本落選者的集合。
由於許多作品寫在《變成的人》之前，談這本新書有什麼突破總讓她感到心虛。但她確實做了一些新嘗試，比如許恩恩認為，短篇小說集在情節的重塑上，其實比長篇小說更加鬆弛自由，「說得粗暴一點，如果我想要在校稿的時候完全去更改某一個故事的結局，只要一句話就可以做到了。」於是她試著讓不同獨立篇章的角色或情節之間，彼此相互牽連、有因果關係。像翻開一層層黏有透明蛛網的花瓣。
小說作為一種公共行動
《在女與公之間》的「公」，是要挑戰對立面的「私」。
「我覺得女性的議題，或女性的心理、身體經驗，很常被視為一種私領域的東西。」許恩恩舉例，如#MeToo 運動，或性騷擾、性侵事件發生時，許多加害者男性都會被說「私德」有問題——但為什麼這是「私德」？性侵明明是公訴罪，一種屬於公共領域的法律問題不是嗎？
許恩恩的九篇小說正是試圖穿破這條「私」的界線，「女性的東西怎麼會不是公共的東西？它只是被壓抑的。」所以她刻意寫「私」，寫女性使用月亮杯的經驗、女性砲友之間的幽微情緒。當這些被視為私密的身體與情感經驗進入文本，也就被帶入公共視野，揭開那些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性別權力關係。
「公」也指向「公共事務」。小說中的角色幾乎都有學運或社運背景，而她們也透過被視為「私」或「內」的身份，實踐「公」或「外」的行動。只是，書中並不充滿一腔熱血的青春情懷，對許多角色來說，社運已是過往經歷，有些人甚至已成為體制內的一份子。在體制內，她們呈現的是某種虛無，或失根的狀態。
對許恩恩而言也是如此。
318 十年後，她從學生成為三十出頭歲的社會人士，「我現在會擔心的其實是：我會不會太虛無？我會不會太保守化？或是我會不會更趨向建制？」她說，「大家在學生時期想要去反抗、行動，一開始靠的是某一種很生猛、素樸的正義感，這是我很擔心自己會流失的東西。」
不過歲數增長也帶來了另一種轉變——稜角被磨平，她對「公共」的定義也變得更具包容性。這種思考在〈高雄同學〉中有所體現，儘管那些「高雄同學」從未參與過公共事務，但他們建立家庭與育兒計畫、為人做身心靈的療癒諮詢，或進入科技業賣肝成為護國神山⋯⋯難道這些人生選擇不「公共」嗎？從長遠的眼光來看，那些選擇或許也是一種公共實踐，對於社會同樣有著參與的熱忱與貢獻。
寫小說也是許恩恩的公共實踐。書本可以被公開、被閱讀，小說則有不同於報導或社論的虛構特質，能以更緩慢、後退的視角去包覆她所關心的議題與故事。如今同婚合法化，高雄同志大遊行將邁入第 16 屆，尤其數位工具更加多元，近年的 #MeToo、青鳥行動與大罷免運動，都不再單純能以許恩恩學生時代的經驗來理解。台灣社會仍在變動，她明白自己必須不斷學習與觀察。
如今她擔任兩個公民團體的理事，公共參與的角色逐漸退居後線。但她相信，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她仍可能轉變為另一種角色，離開書桌，重新走上街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