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太鞍的守望者 01】Kulas Umo——洪水過後,把土地和文化種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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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事件

在花蓮光復鄉的災後現場,來自 Fata’an 部落的青年 Kulas Umo,馬不停蹄地在鏟子超人與鄉民的重建工作中指揮與協調。Kulas 是東華大學阿美族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住在光復鄉大華村,水災前,他每天駕車往返於大華村與壽豐的校園。隨著水災造成台9線馬太鞍溪橋斷裂,通勤變得困難重重,縣府連日宣佈停班停課,光復鄉的生活陷入停擺。

小米田裡的守望者

在阿美族語中,「Kulas」意指「幫小米除草」,象徵著對神聖作物的尊重與勤勞。Kulas 尚未掌握「Umo」的含義,他說,這是一個古老的字,仍待時間探索。

Kulas 承載著對土地和勞動的尊重,在 Fata’an 部落拾根,因著這份志業,早年他在東華大學完成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畢業後,則持續田野,收集地方耆老口述、文獻資料。

Kulas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自 17 歲起便參與年齡階層組織。幾年來,部落共同推動「馬太鞍」正名為「Fata’an」,而 Kulas 也持續推動我是「光復鄉」內的正名,他期待光復鄉內的街道能更名為原住民地名,是尋根,也是找回自己的名字。如今,他擔任部落會議委員,負責處理外來事務的諮商與同意。「部落會議的設立,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定,任何大型開發或公共設施的建設,必須取得當地原住民族的同意。」

這一制度不僅涵蓋土地開發,還涉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部落的文化智慧財產,如服飾圖紋或蘭嶼的拼板舟,若他人想使用,必須經過部落會議的同意與授權。」

在馬太鞍堰塞湖潰流災後,青年們展現了強大的動員能力。災難發生時,村莊被淹沒在泥濘之中,外界援助缺乏,他們迅速組織了 Fata’an 部落自救會,Kulas 擔任發言人,向外傳達部落的需求。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事件
圖中正在與族人協力處理公共事務的青年為 Kulas Umo。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事件
部落生活具有集體性。

傳統與現代交織的災害應變

Fata’an 的年齡階層組織分為六級,每級五年次,透過現代通訊工具建立聯絡網絡。每一階層都有 LINE 群組。9 月 23 日水災發生後,部落青年立即展開自救行動。「當晚水還沒退時,留在部落的青年已開始救助受困族人,並將他們收容到馬太鞍長老教會。」Kulas 回到部落後,看到教會裡的混亂,收容的族人達 450 人,雖然教會有工作人員,但人力不足。

面對緊急狀況,Kulas 迅速組織旅外回來的族人及青年,承擔救援工作,包括物資招募、接收及透過「Fata’an 年祭」的粉絲專頁對外發布消息。

災後的應變工作涵蓋照顧族人、物資派發、工具調度、志工協調等。「這些都需要大量人力調度,因為部落族人才最了解環境,知道道路通行的情況。」訊息迅速傳播,讓青年們按照平常的任務分工執行工作,「越高的階級負擔越多指揮調度的責任,下面的階級按照上面的分配去執行工作。」

這次災後應變工作涵蓋了多個面向:收容族人的照顧、物資的接收與派發、機具工具的調度、志工的協調,以及車輛運送等。「這些對我們來講,都需要大量人力去做調度,因為部落族人才知道部落環境,要走哪條路,現在哪裡可以通行,交通狀況如何。」這也是不同公部門組織在規劃地方計畫時需留心之處,什麼樣的路徑,能夠通往族人心中真正回家的路?

自救與重建:青年與超人扛起家

連日來的搶救工作中,青年們努力復原光復鄉,但卻無法回到自己的家。政府的支援不足,讓他們承受雙重壓力。「光復國小撤離後,花蓮縣政府一直沒有派人手過來幫忙。我們希望能在光復國小撐個幾天,卻等到了第八天,撤離的時候才有政府人員進駐。」明明是受災戶,卻被迫承擔著指揮責任。

光復鄉的未來如何?雖然新聞稿宣布道路通車,但修復之路依然漫長。「停班停課的決定常在最後一刻才宣布,讓大家人心惶惶,無法確定學校是否會開學,許多家庭仍未清理乾淨,孩子的書包也不見了。」雖然通車,但部落裡,車子與書包都被洪水與泥濘淹沒,他們仍無法回到日常。

族人的生活仍不穩定。有位 18 歲的青年告訴 Kulas 自己的經歷,災害發生時,青年發現有長輩在洪水中受困,便跟朋友前往營救長輩脫困,不料看到附近還有一位長輩,因此青年告訴他:「阿嬤,等我一下,你抓好、撐住,等下就回來救你。」當他抵達時,卻再也找不到那位老人家。夜深人靜,少年無法入眠,腦海中不斷回放著那位阿嬤的身影,而這樣的故事在自救會中並不是特例,許多人在失去家人的痛苦中,仍繼續努力恢復家園。心理輔導與關懷,成為族人們急需的支持。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事件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事件

災後,來自全台各地的援助湧入光復鄉,Kulas 認為,光復鄉受災面積廣泛,若單靠族人力量,清理工作將耗時數週。志工的即時投入,加速了災區的復原速度。他們不僅帶來勞動力,還提供精神支持,讓身心俱疲的災民感受到希望。Kulas 笑著提到,志工效率高,甚至出現了「搶工作」的有趣現象,許多清理工作迅速完成。他也遺憾指出,地方政府的調度不足,導致部分災區出現混亂,「很多志工會來問我,為什麼他們車子進不來?哪裡有通行證?為什麼昨天能過今天不行?顯然是地方政府調度出了問題。」

Kulas 認為,台灣作為多山近海的國家,應在緊急防災上做得更好。「當前教育體系缺乏對水災或土石流的應變訓練,學校與部落健康照顧站應加強相關演練,並將防災資訊可視化,以便讓長輩理解災害的規模與撤離的必要性。」

他回顧此次撤離,許多長輩因無法理解「9,100 萬噸」的水量,未能認識災情的嚴重性。「我們需要用有效的語言與老人溝通,告訴他們水量淹到什麼高度,這是全民防災教育的一部分。」

中繼安置,離災不離村

這次水災讓 Kulas 深刻思考原住民文化在重建中的挑戰。「原住民文化與生活方式具有集體性,祭典與部落組織的運作皆依賴集體。如果族人因居住地分散,將造成嚴重後果。」他批判過去的強制遷村政策:「過去八八風災的永久屋沒有考慮到文化需求,只有住家,沒有足夠空間進行部落公共事務,甚至連商店街都沒有。」未能尊重群體的生活樣態,將造成族人心理創傷。「當族人被迫離開熟悉的地方,尤其是長輩,心理健康受到影響,甚至結束生命。」

因此,Fata’an 部落自救會提出「中繼安置」的概念,作為部落的臨時收容所,考慮到清淤工作需時 2 至 3 年,若再遇大雨或颱風,可能造成二次災害。「我們需要安全的撤離地點,能集中在一起,平日回去修理家園,待紅色警報解除後,再安心回家。」自救會因此不斷向地方政府喊話,期待有完善的未來計畫與措施,他也質疑,此次近五千人被安排「垂直避難」是否為考量周全的計畫?「以長期來看,應該更妥善安排一個避難中心的建置規劃,以因應地區面對的自然災害。」

對阿美族的傳統信仰而言,自然災害是必然的。「Fata’an 部落在歷史上曾數度搬遷,因旱災或水災而被迫遷移。」他強調,重要的是我們如何一起面對這一切。過去,因土地不是私有財產,先民在面臨自然災害時,能因應狀態遷徙,使大地自然地修復。現金由於法律制度的限制,土地私有化使得遷村無法實現。「我們希望政府聽見原住民的聲音,計畫符合我們的文化與傳統。」

部落的生活是這樣的,公共空間提供族人聚集,進行祭儀、推動公共事務、在日常支持彼此。當族人們一一被分散在不同據點生存,也如同失根,失去與家族、祖靈的聯繫,那對精神互相依存的族人來說,無疑是剝奪賴以為生的方法。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事件

文化主體與自主

Fata’an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樹豆。傳說中,洪水過後,剩下一對姐弟漂流至山上,當洪水退去,他們撒下口袋中的樹豆,建立了部落。樹豆耐旱且營養豐富,讓族人在富饒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卻也面臨文化保存的挑戰。

Kulas 談及災害帶來的文化斷裂:「許多文物在水災中受損或遺失,這些文物對部落族人意義重大,與歷史故事息息相關;族服的毀損更是家族記憶的流失。」

「我們將失去許多故事。」Kulas 語帶沉重。無論是文物修復還是再製,都需投入大量資源,以促進文化的恢復與保存。

Fata’an 部落已歷經艱辛。過去因外來文化影響,傳統信仰斷裂超過三十年。「我們部落過去因為政治因素,還有中西方宗教進入部落的關係,傳統信仰經歷了大概三十多年的斷裂。」從 2018 年開始,部落青年推動傳統信仰文化的復振。Kulas 本人也成為傳統信仰的執行者(cikawasay),一般翻譯為巫師。「我現在也是在做傳承和學習的人,因為我們的傳統祭儀需要這些執行者來協助進行。」

對 Kulas 而言,文化復振的目標不僅是恢復儀式,更是重建文化的主體性。「我們希望透過文化復振,讓部落在文化上擁有自主權。」他強調,「過去因政府政策或宗教觀點影響,對傳統信仰的認識受到扭曲。現在,我們希望用自己的觀點詮釋這一切,而非他者的解讀。」

風雨過後,Fata’an 的故事還很長,接下來,得將故事一一撿回來。

Kulas Umo 與部落青年們彎腰清理家園的姿態,一如千年前撒下樹豆的姐弟,以雙手重新丈量與大地的契約。

當洪水退去,樹豆的種子在泥濘中終究會發芽。小米的穗浪,也將再次淹沒這片傷痕累累卻生生不息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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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統籌

徐韞涵

撰稿

李姿穎

核稿編輯

徐韞涵

責任編輯

徐韞涵

圖片提供

Kulas Umo

特別感謝

Lisin Icyang(田瑞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