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傳凱說，許多人會以為，關注臺灣白色恐怖是基於某些價值理念希望替人權發聲，但他一開始卻沒有這麼想。
一開始他只是偶然認識了一些政治受難者，希望能記錄他們的故事。他的博士論文《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6-1955）》曾訪問三百多位政治犯、整理約一萬餘人的政治檔案，而在與各種不同受難者的實際相處裡，他越來越清楚，臺灣人對白恐受難者的許多典型想像，也許還有重新商榷的空間。
好比「他們當時都是視死如歸的烈士」，但林傳凱接觸過一些老兵政治犯，他們有些只因為想家發牢騷、或寫了一點敏感字句在廁所牆上，就被判處監禁或無期徒刑，「我開始覺得我接觸到的是很複雜的各式各樣的人。」可當民主化後的臺灣有機會回顧這段歷史，談的經常是固定幾種面孔：醫生、教師、作家、律師等知識分子，或堅持左統、臺獨理想的革命者，極少觸及林傳凱曾親眼看見的、當時對政治可能根本沒有積極熱情的人們。
他心想，那這些人究竟算什麼？
注定不會有答案
因此參加某些強調「人權鬥士」或「民主先行者」的白恐紀念儀式時，林傳凱總覺得沒辦法很投入。他明白有些前輩的確因為堅持政治理念而犧牲生命，但也記得有些人不是。
後來，他有了一些透過策展、寫書與公眾對話的機會，總盡可能讓每個受難者的身影都能被平等看見。比如今年的「臺南人權月」，林傳凱便在展區中呈現過去較少被提及的臺南溪南地區、勞動者的政治案件，「在受難人數最高的『農畜漁』產業裡，農民的比例又是最多的，但我們很少看到相關案件的展覽，『醫生』卻不斷出現，這有時候反映的是我們當代價值觀（過去的策展者、教育者等掌握了記憶政治權力的生產者）覺得醫生很珍貴。」他說，又或者，白色恐怖其實在臺灣每個鄉鎮都發生過，很多民眾卻以為這是都市知識分子才會有的遭遇。
「如果我們把『每個人的記憶都有機會被記得』這件事放進公共對話裡的時候，進一步可以做的事情是——能不能給人性複雜的空間？不要那麼快就定義每一個人都是烈士或沒有矛盾的無辜者。」
他問過一些年老受難者極困難的問題：如果人生重來，是否還會做同樣的選擇，然後被判刑、失去大半人生歲月？有些人答否，太苦了；有些持肯定答案的人，也摻雜了一些懷疑、說服自我的痕跡。翻閱筆錄檔案，林傳凱還看過許多原本懷有理想的政治犯，在被訊問時感受到死亡的脅迫，沒幾天就將案情全盤托出。他無意推斷那意味著意志的堅定與否，畢竟今日的我們不身處相同的情境。
與「複雜」相反的一個例子，是臺灣經常在教育或展示中，將政治犯槍決前微笑的照片描述成「視死如歸」。林傳凱對此非常排斥。所以每當有人問他微笑背後的意義，他總回答不知道——他當然也可以濫情地說「他們希望在死前鼓勵後來的人」，但實情是，沒有人能知道政治犯臨死前內心感受到的是什麼。
如今許多大眾以為是正解的詮釋，林傳凱認為很可能都投射了今天人們的自我期待、欲望。他反而希望人們能為「不知道」保留空間，意識到，很多事情注定就是不會有肯定的答案。
「如果我們不能在這件事情上保持一個自覺，還有對這件事情的尊重，就很容易把當代想要的東西借他們的殼去說話。」他說，既然過去百年來臺灣社會幾乎沒有純粹的共同目標，「那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去打造某種『好像大家都有一致的夢想』的歷史敘事，然後來說你現在應該堅持什麼樣的政治理想？」
對他而言，受難者的複雜面孔不該被簡單化約為一種思想、一種啟示、一種教誨。在臺灣，白色恐怖經常與「轉型正義」相互連結，但林傳凱坦言自己很難被「正義」這個詞給感召（相較之下，德國相對應的概念「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指「面對、處理或克服過去」）。一段歷史可以帶給人們什麼樣的啟示，他認為不同人應該要通過思考獲得自己的答案。而他自己最終看待這段歷史的態度，是「人不應該被這樣對待」的基本信念。
藝術的價值
藝術作品或許是包容複雜性最適切的容器。
作為研究者，林傳凱過去鮮少閱讀白恐相關的文學作品。他不認為創作的虛構空間，必須被歷史的「真實」所束縛住，因此對於單純轉譯歷史的作品不太感興趣。直到閱讀一些文學作品，包括受邀擔任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小說選》的總註釋，接觸到郭松棻的〈月印〉後——讀完的林傳凱立刻感覺到，這篇小說講的是曾發生在新竹的「傅煒亮案」。
傅煒亮是一位本省籍的臺大學生，在經營的書局私下販售魯迅、茅盾、巴金等當時被視為左傾的書籍，並加入今日建華國中教師黎子松的「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地下讀書會。或許擔心妻子姚釵的安危，他不讓姚釵參與活動，但她卻猜疑丈夫與女店員之間有私情、也希望他停止活動回歸家庭，加上讀書會中有其他案件引起妒忌，姚釵於是向情治單位告發，沒想到丈夫與黎子松最後都被判處死刑。〈月印〉的故事架構類似這起「傅煒亮案」，但將主角換成了女性，也就是傅煒亮的妻子。
「在真實的歷史中，國家一點都不在意這個女性（姚釵）後來怎麼樣、還有她心裡的感受是什麼。」林傳凱說，國安局甚至在編給情治人員的教材中，將該案件定調為成功的破案範例，「可是郭松棻的小說並不是告訴我們姚釵『是什麼」，而是提醒這位女性心裡經歷的事情可能『不只是什麼』——在今天的價值觀中，姚釵可以被輕易地歸類為『抓耙仔』（liàu-pê-á），但難道她只能被理解成線民或抓耙子嗎？不是的，她比那個複雜。創作對我來講的價值就在這邊。」
若從「告發」的決定回頭理解人物動機，讀者能意識到相比於丈夫，主角作為一名妻子和曾經的童養媳，身處的世界有多麼狹小、又有多麼渴望守住她所熟悉的事物。「她的世界就是家裡、先生、書店和剛出生的女兒，先生在外面有越來越多事情她不能經歷，而且有其他女性存在，她會忌妒，不能理解嗎？」
創作的確不能再現歷史，但作家、也是「臺灣白色恐怖文選」的主編胡淑雯有次告訴他，黑澤明拍電影《七武士》曾卡關了好一陣子，只因為他不知道戰國時代末期的武士是怎麼把飯糰綁在身上。這才讓林傳凱明白，儘管藝術不會是歷史的副本，嚴謹的考究卻是歷史創作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礎。
往後，林傳凱開始思考研究者與創作者結盟的可能。如「臺南人權月」、「綠島藝術季」、北師美術館等諸多展覽，他便以策展人或顧問的角色，與各領域藝術家呈現白恐歷史的不同面向。
遠一點，久一點
林傳凱對於說教感到厭倦，在擔任策展人、顧問時，也總希望能將自己的存在放得小一些。他甚至不認為「所有人都一定要知道白色恐怖」，「人要學習善待別人，這不一定要透過白色恐怖才能知道。但當我們談論白色恐怖的時候，希望可以是一個邀請，讓你想多了解一點。如果你了解之後，覺得人不能被這樣對待，那對於我們現在的制度應該要長什麼樣子，就會有多一點自己的論證。」
但臺灣人如今難免有一種憤慨或焦慮，面對內憂外患，希望迅速集結某種共同的信念去對抗他人。他能理解臺灣社會當下的情緒，不過也提醒應時刻注意是否落入「把過去的死難者當成工具」的陷阱，虔誠地保留政治犯作為人的複雜性。例如，過去抱持左統思想的政治犯，可能在晚年有相反的立場（反之亦然）；至於死去的人，在六、七十年後若活在你我的社會情境裡，也不一定會主張特定的態度。倘若，人們一味將前人經歷作為對抗的武器，很可能將自己與「理解歷史」推得越來越遠。
「複雜就是我們的現狀。」林傳凱說，「複雜性並不是放棄追究責任，而是要精準地追究責任——這個人他有得選，而且他選了那件傷害別人、但可以不選的事情，他就一定有責任。」
人的善惡並非黑白分明。他以《進擊的巨人》為例，如果任由「記憶」去驅動情緒——艾爾迪亞人就是惡魔、或牆外全都是敵人——很容易導致悲劇發生。「我們當然可以選擇一種比較簡單的毀滅戰，跟艾倫發動地鳴一樣，把你們全部幹掉、把你們全部變一個樣。可是談白色恐怖，我沒有想要去談論誰對誰錯那麼簡單，我覺得反而那些空白處或複雜性，對我們現在的互動是有幫助的。」
這也是為什麼持續策劃展覽、創作藝術對白色恐怖來說很重要，雖然看起來像在繞路，但健康的對話、思辨、累積，本來就是一趟長遠的旅途。途中，他還嘗試去到更多地方，並在每個地方停留久一點。
近年，林傳凱經常到各鄉鎮與居民對話，了解不同人在這段國家暴力中的經驗。他切身感覺到，人們其實都很願意聆聽和表達，彼此還能在當中找到某一種對於未來的共識。比如在雲林二崙的夜裡，眼前有八歲到八十歲各式各樣的民眾聽林傳凱與幾個夥伴分享快三個小時，也有居民告訴他，希望下次還能再邀請他們來。對他來說，類似的活動比起待在議題咖啡廳裡和同溫層議論，來得有價值多。
「我其實覺得，這條路沒有很慢。」
本篇文章於 2026 年 7 月 14 有修正內容：為完整補充受訪者原句脈絡，於第二段第二行的「這有時候反映的是我們當代價值觀覺得醫生很珍貴」調整為：「（這有時候反映的是我們當代價值觀（過去的策展者、教育者等掌握了記憶政治權力的生產者）覺得醫生很珍貴。」
► 更多故事，請見「當溪水向前，它的瞳孔裡有什麼？」
展覽日期：2026/6/13 – 2026/7/26
展覽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 3 樓·6 樓
展覽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21:00
週日 08:30-17:30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